《国故论衡》

章炳麟的学术论文集。1910年日本秀光社初版。全书分上、中、下3卷，7万余言。系作者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以来的学术著作结集，其中多篇曾在《国粹学报》发表。

上卷论小学，共10篇。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章太炎依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释精详，每多创见。他继承并发挥荀子的“缘天官”说，强调语言起源于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语言的内容来源于客观世界。他说：“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语言缘起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先有声，后有形；音以表言，言以达意。他对古纽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中古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的观点。又列有纽目表，把古纽定为5类21个。创造《成均图》，用以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及孽乳现象。这部分文章，对语言文字学特别是音韵学有较大的贡献。

中卷论文学，共7篇。章太炎对文学的诠释、评论，多本之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文学者，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总略》)认为凡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就叫做文章。可知他对文章、文学的界说是比较宽泛的。他主张写文章尚质，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与乾嘉以来汉学(朴学)的治学精神相一致。这一卷以大量笔墨评论历代散文和诗词歌赋的优劣得失，大体上论辩之文推尊晚周、魏晋，诗赋则贬薄中唐以降。章太炎对经书的起源、演变、性质和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旧儒训经为常，为径，为不易，为恒久之至道，经有经天纬地义；又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章氏认为这些解释都不确当，不应以经书来比附伦常。他说：“绳丝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传，比竹成册谓之论。”“经者，编丝缀属之称。”(《文学总略》)经之得名，起于古代竹简用绳索联贯；传之得名，起于书簿记事以备忘；论之得名，起于编排竹简成册。这些本属平常，并无神秘或神圣的含义，亦与人伦无关。章氏的解释，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助于破除人们对经书的迷信。他还驳斥今文经学家将经与史截然分开，尊经而抑史，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受天命为素王，为后世制法等论点。赞成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肯定经与史的统一。但他不同意章学诚“经皆官书”的看法，认为“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他还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但他编次《春秋》，使人们了解国家民族历史，“令人人不忘前王”，“令国性不坠，民自知贵于戎狄”，从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争取民族的解放。因此，孔子的功绩也就超迈前人，“什佰于禹”了(《原经》)。这就把学术研究和当时的反帝反清革命结合起来。

下卷论诸子学，共9篇。评述诸子优劣，辨析各家思想，纵论古今学术流变，比较中外文化异同。推崇道家，尤重庄子。又“以浮屠为天枢”(《明见》)，用佛学来比附、解释各家学说。《原儒》篇按照墨辩逻辑的达名、类名、私名三种概念，对儒进行界说。认为达名的儒是术士之称；类名的儒是知礼、乐、射、御、书、数，有六艺以教民者；私名的儒是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三科虽殊，要之以书、数为本”。这部分文章，对哲学的定义、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以及逻辑学等问题，也做了广泛的探讨。章太炎把研究世界本原、探讨宇宙人生哲理的学问，如诸子学、玄学、道学、理学、心学等等，看做哲学；把道、太极、天理、真如等等，看做标示世界本原的最高哲学范畴。但他认为“道学者局于一家，哲学者名不雅”，不如称之为“见”妥当。他说：“诚有所见，无所凝滞，谓之智。”(《明见》)又认为“大上有唯识论，其次有唯物论”，“最下有唯理论”(《辨性下》)。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精心结撰的著作，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今天，其中许多观点仍有参考的价值。该书收入《章氏丛书》，编目有所变动，文字也有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