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义和团大辞典》第29页（5707字）
义和团运动是以中国北方农民群众为主体、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目标的重大爱国运动。
它是甲午战争后特别是胶州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危机加深的产物，同时又是长期以来反洋教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义和团起于直、鲁交界和鲁西南、鲁西北各地。
义和团最初是由义和拳、大刀会、红拳和神拳等众拳会汇合而成。
义和拳兴起于直、鲁交界，它是梅花拳之改称。
义和拳的反洋教斗争萌芽于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梨园屯是冠县的“飞地”“十八村”之一，它与直隶威县相毗连。该地民教矛盾由来已久，1887年(光绪十三年)双方发生冲突，阎书芹(勤)等“十八魁”从邻境威县沙柳寨引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会，同教会势力相对抗，经久不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面临外国侵略威胁，鲁西南地区出现了大刀会。
声称练“金钟罩”术，能刀枪不入。
1896年6月，大刀会在刘士端、彭桂林、赵天吉等率领下，于苏、鲁、皖的曹、单、丰、沛、砀山各属奋起反对外国教会势力，旋为清军镇压，刘士端、曹得礼等亦被逮杀。
1897年11月，大刀会在巨野县杀死两名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圣言会山东主教安治泰积极为德国侵华效劳，德国政府也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
自此之后，列强纷纷向中国强行“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山东、直隶等地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因此同反对列强瓜分侵略相联系。
赵三多所率领的梅花拳也于此时改名为“义和拳”，于1898年10月25日聚众起义，举起“助清灭洋”或“顺清灭洋”旗帜，攻打教堂，揭开了义和拳运动的序幕。山东巡抚张汝梅对义和拳、大刀会采取“弹压”政策，并采纳毓贤等提出“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檄饬各属“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由此出现了“义和团”之名。1898年8月，黄河发生大水，山东约有50州县受灾，神拳会纷起于鲁西北长清、茌平各地。首领朱红灯率众展开斗争。
这时苏、鲁、豫、皖一带连年出现干旱，加之清政府搜刮无度，致使饿殍遍地，出现大规模的饥民暴动。他们以反洋学为名，纷纷汇入反洋教斗争洪流中去。
此时山东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又有所发展，圣言会传教士以1898年11月发生的日照教案为借口，直接要求青岛德军出兵干涉。德军在日照、兰山一带火焚村庄、枪杀平民，并开赴高密的胶济铁路沿线镇压阻抗修路的群众。山东巡抚毓贤对拳会奉行的仍是先前张汝梅所制订的政策。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率领的拳会在山东平原杠子李庄正式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8日接着在平原县森罗殿同前来镇压的官兵发生战斗，引起了清廷和山东地方官府的震惊。
毓贤将平原县令革职。美国公使康格遂出面要求清廷撤换毓贤，力主袁世凯出任巡抚。毓贤离任前，将朱红灯、本明和尚处死。
1899年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采取镇、抚两手，逐渐平息山东的义和拳活动，但义和拳斗争中心移向直隶境内。
清廷对拳会的方针，于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指出：“会亦有别”，“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其总方针仍不离“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各国驻华公使坚决反对这个上谕，要求清廷降旨消灭拳会势力。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斗争活动，在1900年以前形成大名府、冀、深直隶州与河间府三个中心。
直隶总督裕禄对拳会采取的方针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
他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分军赴景州、献县、阜城一带合剿。1899年12月，义和拳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战斗，攻打献县东大过教堂和景州朱家河教堂。在朱家河的义和拳遭到官军镇压，首领晤(武)修和尚等被逮杀。
1900年春山东部分义和团涌入直隶。直隶义和拳由南往北向冀中发展，3月占据任邱县梁召镇，同官军进行激烈对抗，5月控制保定府城。新城县的板家窝和白沟镇拳民互为声援，雄县、文安、霸县一带义和拳向静海、天津发展，而定兴、涞水、易州一带的义和拳则往涿州城聚集。
5月，义和团集聚涞水县高洛村，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战斗，并在定兴县石亭镇击毙直隶练军分统副将杨福同。5月底，义和团又乘胜占据了涿州城，高举“义和团”旗帜，大书“兴清灭洋”字样。与此同时，义和团还在畿辅地区得到迅猛发展，清廷旨饬武卫前军统领、直隶提督聂士成分军前往镇压。
义和团同清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英、法、美、德等各国驻华公使本来从1月27日起就屡次催促清政府下令保护教堂、镇压义和团，3月底各国军舰在大沽口海面联合示威，向清廷施加压力。
义和团在芦保、京津铁路沿线展开斗争。5月19日法国公使支持北京主教樊国梁的请求，于20日开始了公使团会议，商定照会清政府，要求镇压义和团，并议定联合出兵入京保护使馆区。
集聚在涿州城的义和团分三路攻扑高碑店聂士成部杨慕时驻军，战斗激烈。6月初裕禄致电总署，力主对义和团要“厚集兵力”“三路兜剿”。
清廷内部对义和团出现主剿、主抚的严重分歧。6月上旬，慈禧太后先后派赵舒翘、刚毅等奔赴涿州一带“察看”、“劝散”团民。刚毅等默认义和团势力，端王载漪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占了上风，京郊各地的义和团也从6月10日左右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城。
来自外州县的拳民多是村野农民，而原居北京的义和团则成分日趋复杂，甚至宫廷内监、王公家属亦有加入。
到6月下旬，全城已有坛口1000左右，人数逾10万。6月16日，清廷责成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年轻力壮者招募成军之后，命令义和团到庄亲王府“挂号”登记，大多数义和团接受招抚，打起“奉旨义和团”旗帜。
天津义和团自6月8日杨寿臣在三义庙设立总坛后得到迅猛发展。拳首领曹福田、王成德、张德成等各率所众络绎不绝进入天津，纷纷设立总坛口。
刘呈祥、韩以礼等率众在天津西南郊一带活动。
以贫苦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亦活动于城厢内外。
到6月下旬，天津城乡遍地皆是义和团，约计有300个坛口。义和团在京津的迅速发展，使义和团运动趋向高潮。
义和团的众拳会，最初在山东、直隶兴起时其基层组织是在各村设立的拳厂或神场子。进入京津后，则纷纷设立坛口。义和团最初多限于众拳会，随着发展也有民团和一般民间团体附入。义和团在京津的分布，以八卦的卦别作为标志，其中乾、坎二卦为最盛。
义和团所树旗帜以“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兴清灭洋”或“神助灭洋”为主。它还运用符合民间信仰习俗的乩语、碑文、揭帖等形式宣扬其政治意识和斗争要求。不论义和团的政治思想多么复杂，但均以“灭洋仇教”为其共同宗旨。义和团在京津的发展，引起侵华各国的震惊。
各国政府授权驻华公使便宜行事，并训令驻扎在大沽口外的本国舰队听公使调遣。在侵略联军组成过程中，英、俄展开了争夺侵华优势的斗争。6月10日八国联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向北京进发，在京津铁路沿线遭到义和团、甘军阻击后，被迫沿北运河向天津败撤。在北京，甘军士兵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清军和义和团合攻西什库教堂。
在天津，聂士成军停止剿团，义和团焚教堂、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清廷面对内外形势，从6月16日始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以定决策。主剿派袁昶、许景澄等与主抚派载漪等争论激烈。这时刚毅自涿州返回京师，清廷又接获所谓列强迫令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以及侵略军强索大沽炮台奏报，促使6月19日御前会议作出向列强宣战的决定。
在北京，虎神营士兵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董福祥的甘军在义和团配合下继续进攻西什库教堂，荣禄的武卫中军奉旨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使形势更加激化。尽管义和团在杨村一带继续追击西摩侵略联军，但17日大沽失守，义和团转入保卫天津的战斗。
6月21日，清廷遂发布宣战诏书，命马玉崑率部开赴天津与团民共图收复大沽，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嘉奖其为义民以御外侮。义和团声势于是大盛。
随后清廷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以控制、约束义和团。宣战后，荣禄曾致密函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告以对北京谕旨不必重视。李又致电盛宣怀请他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张拒不执行宣战谕旨。
英国使节频频注视义和团力量的发展和清廷态度的变化。从6月14日开始，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曾向本国政府建议就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谋求同刘坤一、张之洞达成一项谅解，并预示英国政府将派军舰维持长江秩序。6月21日宣战上谕颁布后，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串通各方，于6月26日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约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共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东南互保得到南方闽、浙、川等省督抚的支持。
慈禧太后在宣战上谕颁布后才4天，6月25日就向李、刘、张和各省督抚表白宣战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表扬他们主和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还通过清驻外公使向列强乞求谅解。6月30日又下谕对义和团以“假团”之名予以约束、剿办。此后于7月8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李迅速赴京，出来转圜，但李迟迟不肯北上。义和团运动在南方，因受南方督抚倡导同外国侵略势力互保的约束而未能得到发展，但它却在北方和东北各省得到迅速扩张。
山西是义和团势力另一兴盛的地区。
山西巡抚毓贤煽起团民仇外情绪，义和团在山西焚教堂、杀教士、教民也较他省为烈。毓贤并未忘记对义和团的箝制，他对不从其命令的义和团以“假团”之名进行镇压。义和团在内蒙古、热河、察哈尔各地也极为活跃，在东北三省更为激烈。
义和团在东北的活动将主要矛头指向沙俄侵略，参加成员极为广泛，秘密会社和部分清军都投入了战斗行列，但更多的仍是广大贫苦农民和筑路劳动者。他们在中东铁路沿线同沙俄“护路军”展开激烈的斗争。东北地方官面对沙俄侵略军分成以黑龙江将军寿山、盛京副都统晋昌为代表的抵抗派和以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为代表的妥协派。
义和团在东北反抗沙俄的斗争，持续较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此外，在河南、四川、湖北、浙江等省的某些地区，都有响应义和团斗争活动的发生。义和团运动在南方处于沉寂的同时，在北方直隶、山东等省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山东巡抚袁世凯支持东南互保，继续对山东义和团予以镇压。直隶总督裕禄则秉承懿旨，支持驻天津的武卫前军聂士成、武卫左军马玉崑部联合曹福田、张德成等义和团在东局子、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展开激烈的战斗。八里台之战，武卫前军死亡众多，聂士成英勇阵亡。新任北洋帮办大臣宋庆抵津，大杀团民。
7月14日侵略联军占领天津城，大肆掠杀，并成立天津都统衙门实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沙俄阿穆尔州军事当局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从7月底开始，又以“护路”为名出兵17万，分数路入侵我国东北。清廷在天津失陷前已下谕借“假团”之名对北京义和团实行拿办，而对围攻使馆的战斗示意荣禄作主，时战时停。天津失陷后，荣禄暗与公使馆接触。
清廷接受荣禄主张，两次休战。
7月18日下谕对义和团进行压制。9月14日，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7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等十三督抚将军奏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上海向各国探询和谈意向。但慈禧的妥协求和，并没得到侵略者的谅解。
沙俄陆军中将利涅维奇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授意，邀集各国侵略军头目于8月3日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详细策划进犯北京计划。翌日，八国联军约2万人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先后侵占北仓、杨村。
8月初，德皇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建议德国元帅瓦德西为侵华联军总司令，先后为各国所接受。8月7日，慈禧太后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各国电商议和；禁止团民入京，并调团民去前线与侵略军相互削弱。
侵略联军并不理睬清廷的妥协行径，继续向北京进犯，在占领张家湾、通州后，于14日进占北京城，慈禧太后等仓惶出逃。联军疯狂屠杀团众、居民，公开劫掠数日，成立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实行划区军事殖民统治。日本还在厦门制造口实，于8月下旬派舰调兵登陆占领该地。联军侵占北京后，列强之间矛盾有了新的发展。9月25日，瓦德西到达天津。联军不顾清廷求和活动，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张侵略。
从9月到11月，先后占领津榆线的芦台、秦皇岛和山海关；又从京、津沿芦汉线向南攻占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直逼山西，在天津的侵略军也进犯到山东边界。11月，由德国率领的一支德意联军从北京进犯宣化、张家口，沙俄在占领北京后，即调集主力全面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东北各地义和团纷起抵抗，爱国清军支持团民共同战斗。在北部、瑷珲、齐齐哈尔等地战斗激烈，寿山以身殉职。
在南部，海城、辽阳的战斗也极为残酷。东北人民组成忠义军与义和团、爱国清军共同战斗，在海城、通化、凤城一带予沙俄侵略军以重创。
但盛京将军增祺一意妥协求降，在俄军劫持下被迫于11月底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沙俄报刊公然狂称中国东北三省为“黄俄罗斯”。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途中的9月，降旨彻底镇压义和团。在直隶的保定、容城、新城、文安、献县、沧州和山东的盐山、庆云、乐陵、信阳、滨州、霑化、海丰、蒲台、邹平、济阳等地，义和团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不幸都陷于失败。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出任议和大臣，同各国求和谈判。德国提出以惩罚元凶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清廷屈服，于9月25日发布上谕惩处载漪、刚毅等。
各国接受李鸿章为议和代表，同意维持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10月4日法国提出六项条款。作为谈判讨论的基础。
各国经激烈争吵，于12月24日共同提出《议和大纲》12条，胁迫清政府接受。关于中国东北三省问题，中俄双方也各派代表从1901年1月始在彼得堡进行谈判。中国全权大臣杨儒屡受沙俄威胁，始终坚持爱国立场，拒不在沙俄提出的12款条约上画押。
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集会支持，强烈抵制俄约。清廷迫于日、英、德等国的压力，终于在3月23日拒绝了俄约，使沙俄占领东北三省合法化的企图受挫。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清廷在《议和大纲》的谈判中却屈服于列强，各国之间围绕惩凶、赔款、偿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吵。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8月，八国联军撤消天津都统衙，将天津归还中国。《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清廷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