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儿童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希望出版社《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第564页（12191字）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儿童文学
16—17世纪的日耳曼，儿童中间流传的多是圣徒故事、民间童话故事、笑言趣语(包括部分东方古国的故事)。
宗教总是千方百计引诱儿童去阅读圣经、教义问答和赞美歌。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伊索寓言早于8—9世纪间已经传入德意志。
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d)15世纪就传进了德国；16世纪末，葛，罗林哈根的寓言式的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叙事诗大受儿童欢迎。同时，法国传入的包括冒险故事、骑士故事、圣人传、滑稽剧的丛书相继出版。德国16世纪的文学主要成就在民间故事书。
故事书内容颇庞杂：有过去的传说，包括中世纪史诗里的英雄如西格夫里特、特里斯坦的英雄传说；有外国传来的主要是南方民族和东方的故事；有同时代人物，如梯尔·厄仑史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的故事成了成人也成了少年们的喜爱的读物。《厄仑斯皮格尔》(1515)叙述农夫厄仑斯皮格尔无论走到哪里都对各统治阶层人物进行恶作剧的可笑故事，他外貌愚鲁却足智多谋(后来比利时19世纪杰出作家查理·德·阔斯特(Charles de Coster，1827—1879)据此写成一部文学名着)。
和《厄仑斯皮格尔》齐名的是《希尔德愚人城的人们》(Die Schildbür ger，1598)。它写的是用口袋装阳光、种盐巴之类的愚人故事。恩格斯曾指出：“这类机智、这类构思以及写出的自然天成，这类善意的幽默到处伴随着尖刻的讽刺使它不过于凶狠，这类异想天开的滑稽情节，真能使我们的文学里的一大部分感到惭愧。现代的哪个作家能够有如此的创造才能，写出一部像《希尔德愚人城的人们》这样的书呢?”(《德国的民间故事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Historia yon D．Johann Fausten，1587)，写浮士德用身体和灵魂同魔鬼订契约的故事。
歌德在童年时代曾读过这本书，其深刻的印像导致他后来写出同名的世界名着。18世纪在启蒙主义教育家诸如巴士多、霍尔巴特、福禄培尔的影响下，儿童的独立人格得到了承认，开始觉悟到对儿童应教以百科知识，于是斯拉夫教育家杨·阿·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受到重视，于是卢梭的思想影响日渐加强。
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科普文学大大兴盛起来，热衷于教孩子面向实际、具有独立生活本领、接受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这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
这一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康培(Joachin Heinrich Compe，1746—1818)把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按卢梭的观点改编成“新鲁滨孙”(《青年鲁滨孙》、《鲁滨孙简编》、《鲁滨孙》、《鲁滨孙的儿子》1779)，他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781)中写了哥仑布、科尔蒂斯、皮萨罗的传记；他的《儿童心理学》注重儿童天然的兴趣，康培在销行甚广的《儿童之友》(1775—1784)之外又按自己的宗旨办起了某种程度上摈弃说教的丛书，把幻想故事和诗容纳其间，影响深远。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日耳曼民族中流传的愚人城的故事。德国学者埃里赫·拉斯伯(Rudolf Erich Raspe，1737—1794)和杰出的文学家哥特弗雷德·毕尔格尔(Gottfried August Burger，1747—1794)把愚人城的故事揉在关于明希豪森男爵幽默的吹牛故事中，获得极大成功，他们的《敏豪森奇游记》(1786)成了18世纪德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儿童文学史中可以与《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
其时，哥德据法国动物故事名着创作的叙事诗《列那狐》也在德国发生影响。
19世纪，浪漫主义席卷着被300多个封建小国割据的日耳曼。
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兴趣不在表现缓慢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新型关系，与浪漫主义思潮俱来的是学者和作家们大兴采录民间口头文学之风。
继民间文学的奠基人约·卡·莫左斯(1735—1787)出版《德意志民间童话故事集》(1782—1787)之后，有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和克列明斯·勃仑坦诺两人出版了可作为儿童文学史重要里程碑的古德意志儿歌童谣集《一个男孩的魔号》(1806—1808)。勃仑坦诺想把这件工作做完善，然而实际上较完善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由格林兄弟(Jakob Grimm，1785—1863，Wilhem Grimm，1786—1885)做成的。他们以北部草原为中心，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凝聚着先民智慧的童话，以他们卓越的语言功力辛勤撰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为搜集整理民间童话树立了典范，为儿童文学探得了一条新路，并从此确立了散文童话这种文学样式。
与此同时，约翰·赫贝尔出版了《莱茵区友人的百宝箱》(1814，1815)，是从年鉴中收集来的古老故事、寓言和笑话。格林兄弟的成功鼓舞了一批故事搜集家，其中最受儿童欢迎的是路德维希·贝希施泰因。
他从作家的记载和集子中搜集故事情节，补充以细节，嵌入以谚语式的成语，加以扩充并改变其结尾，叙述方式篇篇相异。格坦弗·希瓦甫整理了一部《老幼咸宜的美丽传说和故事》(1835)，约翰·柳札出版了规模达15卷的《西方1001夜》(1838)，还出版了四卷《101夜》，更后，则有弗里德利希·霍夫曼集世界童话之大成，出版了《儿童奇异的花园——世界童话集》(1871)。
19世纪的艺术童话作家们把童话看作是进入世界的魔钥匙。那个时期有一批童话大师写了童话，其代表作有：《蓝花》(莫札乌斯)；《金发的艾克贝尔特》(1796)(蒂克，1773—1853)；《咬胡桃小人和老鼠国王》(1819)、《小查海斯》(1819)(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e Hoffmann，1776—1822)；《水精灵》(弗·弗凯，1811)；《彼得·施莱密奇遇记》(1814)、《失去影子的男人》(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还有一些是作家为了让儿童明确善恶观念，带着娱乐儿童宗旨的作品，如库·封·布林塔诺的《格凯尔的故事》(1836)，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的《冷酷的心》、《小矮人穆克》等颇适合儿童趣味。
在童话形成的同时，儿童诗、图画故事也显见成绩。儿童诗在《一个男孩子的魔号》的影响下，有弗·柳凯尔的《哄妹妹睡觉的五个故事》(1813)，弗·盖尔的《歌中童乡》(1836)，维·哈依《给儿童的50首寓言诗》(1833)，罗·拉依尼克的《德意志儿童军舰》(1841—1853)。特别是两位颇有才华的诗人，一位是亨利希·霍夫曼(Henrich Hoffmann)，他的代表作是《邋里邋遢的彼得》(1845)，另一位是威·布什(Wilhem Busch)，他的代表作是《马克斯和莫利茨》(1865)、《蜜蜂》(1869)、《猴子菲普斯》(1870)、《普里丘和波尔姆》(1882)。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和图画相映成趣，打动了儿童的心，故而反响热烈。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儿童文学的商业化问题引起批评家海固里希·活尔哥斯特的注意。他提醒作家们“创造性的儿童文学必须是件艺术品”。
此后出现的好作品有里·迪梅尔和他妻子郝拉的优美诗集，阿·扎帕和约·吉贝的家庭小说，但是真正传遍世界的是瓦尔德玛尔·本杰斯用动物世界暗示社会和人生的《蜜蜂玛亚历险记》(1912)及其续篇《生活在天国里的子民》(1915)。
两次世界大战间，在童话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利札·蒂兹纳的《世界童话365天加1天》，克斯特纳(Erich Kastner，1899—1974)的名作《5月35日》(1931)、《能飞的教室》(1933)，以及维尔根格林和费·修纳克的童话；在侦探小说方面有克斯特纳的《埃米儿和侦探》(Emil and Delections，1929)，这部作品因艺术的上乘即成为少年侦探小说的经典；学校小说方面有威尔赫·修帕依的《第四、第五学年的战争》(1927)、《金发少女们》(1930)；在社会小说方面有亚尼·戈依加的《海尼·伊耶尔曼》(1929)。
法西斯纳粹统治德国时期，即使有文学天才也被民族主义教条(国家民族至上、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民族)所压抑，虽有些纳粹意识(轻信和盲目服从)的东西广为散布，“优秀种族”的神话弥漫了整个日耳曼，满目所见惟是鲜血、国土、荣誉、忠诚、服务、牺牲、奋斗……现今都已被作为民族耻辱的陈迹。
二、第二次大战后德国儿童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开始在一片废墟上复兴，尤其是在叶拉·莱普曼夫人(Jellz Lapmen)等文化名人的努力下很快举办了一期世界儿童图书在全德境内的巡回展(1948年)，随后成立国际儿童图书馆(设在慕尼黑)。
莱普曼夫人进而提出“通过儿童图书达到国际间的了解”的口号并促成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成立(1952年)。这些活动对迅速复兴德国的儿童文学起到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以看到，德国的儿童文学几乎是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就开始了重建。
近五十年来，德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如下7个方面(主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着名的作家和代表作：
1．《小精灵》 “小精灵”是德国民谣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淘气包神灵。它是作为一种原始的传说流传下来的。成人文学中已经没有它的影子了，但在儿童文学中它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儿童文学中经常的意象。
女作家艾丽斯·考特(εllis Kaut)和塔德·米席尔斯(Tide Michels)一直从来以小精灵为主角进行写作，成绩斐然。
考特笔下那个身高二十厘米、年龄九岁的红色淘气包“普马克尔”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家喻户晓，成为一种无拘无束、任性奔放的性格的象征。
这样的形象很投儿童的心，成为解放儿童天性的一种号召。
米席尔斯的《小国王凯尔·威西》发展了小精灵的主题，拍成电视剧后深受欢迎。
威西往在地球深处，统治着五个国民，每个国民代表地球上的一个大洲。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亦有可怕的死亡陷井。
国王和他的国民不只单纯地象征人类的生活，他们还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生命。
小精灵的故事意在启发儿童的想象力，让儿童体验一种与原型的自然之间的必然关系，而非简单的娱乐故事。
2．童年的欢乐与痛苦 童年并不是无忧无虑的黄金时光。不少儿童在童年就遇到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与别人无法交流，认同感的缺乏，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安全感等等都造成了儿童的痛苦。
当然，痛苦亦可被看作是一个教师，教会孩子用敏感的心去体验世界。儿童文学即可以表达这种痛苦，也可以指出战胜痛苦的方法。
着名作家亚诺什(Janosch)的图画书《老虎来信》表现的就是童年的孤独，对交流的渴望和得到友谊后的狂喜。呆在家中的老虎想写信给外出找食的熊。
后来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都要互相通信，他们为此发明了邮政系统，后来竟发明了电话。热闹的故事背后是人类生活的象征。
女作家厄秀拉·任尔菲尔(Ursula．W1fel)则从事以冲突和社会批判为主题的儿童小说。代表作有《灰土地，绿土地》(小说集)。
《灰土地，绿土地》中展示的是南美洲生活中贫富间的巨大差异。故事中两个女孩的名字都叫雅尼塔，可她们竟是一个赤贫一个巨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压迫、剥削，穷人无依无靠，富人骄横不可一世，小说对此做了鲜明的对比。而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辛塔杰乎》则写的是一贫如洗的穷人面对饥饿无能为力的故事。
这类故事意在教育生长在富足的西方的孩子，提醒他们第三世界中他们的同龄人不少在受苦受难，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她最着名的作品是《只许白人放火》，讲的是南非种族歧视的非人性。
她另有不少作品写的是生活在德国的外族人(土耳其和吉卜赛人)的悲惨生活。
女作家戈珍·梅伯斯(Gudrun Mebs)的获奖作品《星期天的孩子》则是以孤儿院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
小说通过一个八岁孤女在孤儿院的生活来展现这类孤儿内心的孤独和不安。孤儿院为了安慰大家，发起了“星期天教父教母”活动。每到星期天，一对对夫妇就来孤儿院“借”走一个孤儿回家度假。
小女孩等了好久也没轮到她被“借”，于是开始“白日做梦”，幻想那对来借她的夫妇是穿着雍容华贵、家中金壁大理石和地毯装饰的阔人大户，他们一定全心全意地爱她。
可是来借她的却是一个未婚的女作家，衣着简朴甚至邋遢。女作家的形象与女孩的幻想出入太大，令孩子大失所望。第一次见面很不愉快。后来她跟一个叫乌拉的女子回了家，“母女”二人相互安抚、交谈、沐浴，使小女孩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乌拉的男朋友的到来，令小女孩不快，感到“妈妈”被抢走了。但最终三个人之间建立起了真挚的友情。小女孩认识到：爱不是互相占有而是互相奉献，她不再“吃醋”，渐渐地与大家溶为一体。最终乌拉与男友结婚，小女孩成为他们的养女。
3．想象的空间 以往的儿童小说一般分为幻想作品与现实主义作品。现在，又有一些作家开始将幻想和现实溶为一体，创作出向现实挑战的“亦真亦幻”的小说来。
着名作家米歇尔·安迪(Michael Ende)的《永不结束的故事》(国内已有译本)，就是这类书的代表作。11岁的小男孩子儿巴斯蒂安是个胆小鬼，跟父亲住。
父亲终日为死了老婆而悲伤。父子二人同住一屋但绝无感情沟通可言，日子过得很沉闷。
巴斯蒂安偶然发现一本叫《永不结束的故事》的小说，讲的是一个濒临塌陷的“幻想国”，那国里面天真的王后正生病，一个叫阿特烈久的英雄正想法子救国。只要有真的人给王后起个新名字，她就会转危为安，“幻想国”也就有救了。
巴斯蒂安深受触动，决心伸出救援之手，于是他进入了小说中。
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几乎陷入“幻想国”中回不来了。
后来他看见父亲被冰块困住，才执意要回到人的世界上来。巴斯蒂安经历了一次冒险回来了，不再是胆小鬼，而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了。
他给父亲带回了“生命水”，使父亲从精神桎梏中解脱了。父子二人终于相亲相爱了。
安迪的作品绝非只有一种解读方法，也绝非纯属娱乐，它提供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乌托邦式方法。
保罗·马尔(Paul Maar)的小说《李伯尔的梦》，讲一个小男孩一边读《一千零一夜》一边大做白日梦，甚至把他的两个好朋友在梦中变成国王和王后，据评论家说这样的梦有助于消除儿童的孤独感，值得一做。
教孩子们做白日梦渐成一种艺术。
4．危机中的家庭 近些年来对民主的深入理解，妇女解放运动和反专制主义的教育，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后果之一是家庭危机的公开化。
传统的男性统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尽管不少国家大事仍由男性做主。妇女们越来越不甘心只当妻子和主妇了，她们寻求着个性自由的发展。
两性的冲突，受害的还有无辜的孩子。
另一方面，儿童也越来越不尊从父亲的权威，他们评判谁好谁坏的标准是看从谁那里得到的感情、知识更多，谁的行为更令他们喜欢。
奥地利女作家诺斯特琳格的小说《我们决不理睬黄瓜国王》被认为是表现家庭危机的优秀作品。由于她用德语写作，因此被授与德国少年文学奖，她的作品被视为德语文学的代表作，德国的儿童文学一向把她的作品看成德语国家的共同财富。
在这部小说中，女作家通过一个幻想故事表现中产阶级家庭中“权威结构”的消亡。
一天，霍格尔曼太太家厨房里突然出现一个自称国王的黄瓜模样的人物，他怪声怪气地诉说他的臣民把他赶了出来。随之老祖父与黄瓜国王讨论起臣民的起义对不对的问题。于是读者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里都有一些黄瓜王国的国民式的人物，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国王。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头戴一顶荒唐的王冠，被赶出来后仍然不脱掉，竭力要恢复其宗法权威的位子。
老祖父、霍格尔曼太太和孩子们认为黄瓜国王可笑至极，可霍格尔曼先生却在这“国王”面前表现得低声下气，不仅把床让出来与之共寝，还称它为“陛下”。
这表明霍格尔曼先生与黄瓜国王内心中的认同，他潜意识中追求的是封建宗法式的权威与统治地位。他甚至从来不承认孩子的独立人格，不允许孩子们自由发展自我。
于是女儿玛蒂娜起来反对他了，全家人都不满意他的父权统治。据说这象征着民主精神。
诺斯特琳格近期的作品开始从幻想走向现实，直面人生，描写日常现实生活。代表作有《奥尔菲·奥博米尔和俄底浦斯》。
在这部新作中，男孩子沃尔夫冈被一群女人所包围，是家中惟一的男性。母亲，外祖母、姨外婆、姨母等一群女人，要么把丈夫赶出了家门，要么把丈夫“吓跑”了，反正她们都是些令男人闻风丧胆的女强人。这家中的男人为“男性解放”而离家出走了，只剩下这孩子。
身陷女儿国，小男孩儿没有“敌人”，亦无竞争，养尊处优，不思上进，学业上毫无起色。
更可怕的是，他性格中缺少了男性色彩，他无法摆脱“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去树立起正常的男性性格。
这本小说中的“伪”科学观点和对人与人关系的滑稽刻画使小说读来盎然成趣，颇具幽默感。
在一系列夸大性的“再现”中，一个“伪”科学的观念得到了展示：男孩子自己在由性态度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包围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伪”科学观念通过具象的手法试图向人们说明一个“科学”论断：一个家庭缺少了男性的存在是一个残肢断臂的存在，它因此而无法使自己的成员溶入社会。
女作家巴巴拉·弗里希玛斯(Babara Frischmuth)的小说《假日家庭》几乎模糊了少年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限，讲的是错综复杂的婚姻与家庭关系：离了婚的诺拉打算与儿子一起在一处农舍里度过暑假。可这个计划却被打乱了。
她的前丈夫与她结婚前就离过一次婚，现在是第三次结婚了。他要马上去美国工作，可他与第一个妻子生的男孩子没人照管了，于是他想到了第二任前妻诺拉，求她照看一下这孩子。
与此同时，诺拉离了婚的姐姐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诺拉一家度假的行列中。这种“浓缩”的离婚、结婚现象和人际关系，使小说带上了某种悲喜剧色彩。
这位男人第一次婚姻的“产品”叫费纳克，这孩子以为他周围的大人们一定都有“血缘”关系，于是开始数自己有几个父亲和母亲，这种走马灯似的变幻关系让他觉得十分“好玩”。
巴巴拉把家庭的不稳定归咎于社会为个人提供了太多的机会和自由。
她认为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人们以为可以像换衣服一样不断翻新，机会的增多鼓励了人们的利己主义思想，破坏了真诚的家庭关系。
女主人公诺拉的名字令人联想起易卜生的《娜拉》。
小说中的诺拉同样是追求一种超越利己主义的完整的生活。诺拉的选择不是出于私心和失望，而是出于对别人的爱。这种爱的奉献使读者取得了未来时代中和睦相处(尽管人际关系复杂)的更为完整的生活样式。
巴巴拉绝不是在描绘一座象牙塔。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在暗示这种希望的虚幻性，说明这种和睦只是“过眼烟云”。但这至少是一种启发，启发读者去将这种过眼烟云在实际生活中变成永久。
总之，家庭危机，在当代青少年文学中成了一个“爆炸性的主题”。德国作家们正努力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他们的作品既使小读者有所收益，同时亦在启发小读者们在重新估价当代的家庭和人际关系。
5．历史：威胁与挑战 近年来，作家们试图用小说的笔法描绘过去的历史事件，以此唤起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
这类作品很像中国的报告文学样式。
赫尔曼·温克(HermanVinke)的纪实作品《索菲·施劳尔短暂的一生》获1981年青少年文学奖，作品记述的是1942—1943年间一位21岁的德国姑娘索菲勇敢地反对纳粹法西斯统治的故事。索菲因为她的勇敢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女英雄。
在这本书中，作者汇集了大量的事实报道、书信、日记、照片以及与索菲的亲友的谈话录，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女英雄的多个侧面，立体地树起她的形象。评论家们认为作者成功地把一个过去的人物写活了，读者仿佛可以感到她的存在。
据称这本书使青年读者重新认识了德国的过去：那个年月的德国，人们的价值观念全面扭曲，面对违背人性的法西斯主义，起来反抗的人鲜见。
而一个21岁的姑娘却冒着生命危险，和哥哥一起散发传单，唤起民众，后被残酷地处死。如今的青年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人性的形象，是为人权而牺牲自己的烈女。
卡尔·布鲁克纳的长篇纪实体小说《贞子要活》(1961)不仅是少年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成人文学中的一部杰作。
据称此书对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残绝人寰的事件做了“充分艺术的处理”。书的主人公是一日本女孩贞子，也仅仅因为主人公是个儿童，该书才具有少年文学的“资格”列入儿童文学的书单中。
一户日本人家，父母亲都忙于备战，十岁的茂男和四岁的贞子几乎整日在家无人照看。从这一家的生活中可以看出战争夺去了亲子之情，一切社会活动都让位给战争的需要，几乎全国的财富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普通百姓日益贫困。
在统治者心中，制造杀人武器比养活日本人民更重要。这就是作者站在两个孩子的角度看当时的日本所提供的一幅现实图景。两个孩子“看”到：成人们都成了战争疯子，天要塌了。
书中再现了当年的日军军事首脑机关，1937年的侵华罪行和日军偷袭珍珠港血案。书中的战犯们几乎个个要解脱自己的责任，试图仅以“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来把罪恶扩大到全日本人民头上。对这一点的揭示是很深刻的。
作者通过人物形象试图揭示的第二点是：当权者欠下了血债，可他们却矢口否认自己的权力欲，试图装扮成为民谋利的形象；而广大的民众却时时昧着良心“服从上级”。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与“弱者的服从”携手，才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本书用极其冷静的纪实笔法记录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全部过程，一丝细节也不放过，从而以铁的事实令世界在惊愕中缄口沉思。
书的结尾部分，记录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贞子终因原子辐射而丧命。
美日双方的医生携起手来，捐弃前嫌，勤奋工作，试图把原子辐射的危害降到最低点。
濒临死亡的贞子，用金色的纸叠着一只只象征着愈合创伤的仙鹤。
贞子成了和平的美好象征。
广岛的和平公园中矗起了一尊铜像：一枚原子弹的模拟物上站着手持金仙鹤的贞子。
布鲁克纳的纪实体小说绝不只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悲哀感。而是要唤起每个人的责任感(特别从儿童时代做起)，不盲从，不屈服强权，要为捍卫人的价值与个性的尊严而斗争。
6．人类与进步 工业化国家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人的本质上的异化。新的技术与经济扩张愈来愈把人推向危险的“边缘”。而文学则自然要对此作出反应以捍卫人自身的价值。
赫伯特·海克曼(Herbert Heckmaun)的小说《广告柱上的科诺尔》正是对无情的经济扩张世界的抗议。
科诺尔的大名叫科特，是那种脖子上拴钥匙的孩子。整个一个白天他的父母都在外面忙工作，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在此，作者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利用这个普遍性的事例来对社会提出批评。
父母为了过上好生活，白天忙一天，晚上回到家就是一门心思看电视消遣，两口子之间、父母与儿子之间很少交谈，偶尔讲上几句话也是那种不说不行的“信息”交流。百年不遇地出去郊游一次并不能改变这种冷漠的家庭人际关系，往往星期天下午回程时会因为路上车流滚滚而担惊受怕，把郊游的好心情一扫而光。这种被动的苦赚钱日子很不好过。
科诺尔发现现代社会根本上漠视个人的，更无视儿童的游戏天性。他家居住的楼前建起了一座香水工厂——这象征着那种自身毫无价值、全靠广告支撑的现代文明物。
他以前玩耍的操场现在成了停车场。他给当权者写去了无数封抗议信，但毫无回音。
无论科诺尔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毫无人生欢乐的成人世界，这是一个已经非人所能控制的世界了，世上种种关系全面异化了。自私、竞争和紧张取代了博爱、同情心和集体。
在这部小说中，问题的解决被解决问题的呼吁所代替，结尾是开放型的。据称这是为了唤起青年读者的良心，教他们不可安于现状，而是要他们肩负起批判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
7．少年恋 少年恋是少年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也是最脆弱的主题，写起来并非易事。德国评论家认为，当社会愈来愈异化于人类自身，人的感情就变得无处寄托。
孤独，使得人常常放纵感情于一时，性欲的满足与感情的表达因此而脱离，这又是一种异化。当一个社会缺少真正的爱时，这个社会所产生出的爱的故事就只能是“纸上谈爱的满足”，这种编造出的虚假的爱情故事是些误入歧途的废品垃圾。
近期的一些写少年恋的小说常常关心的是“性”而不是“爱”。作家们夸大了性的价值，用“爱的表现形式来代替爱”。
这类作品几乎难以算作成功之作。只有少数作品真正写出了少年恋中的灵与肉的双重愉悦。
女作家雷内特·威尔斯(Renate Welsh)的小说《芬娜与米凯尔》被认为是较好的作品。它更多的是交待“爱的条件与环境”。
芬娜与米凯尔是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芬娜表现得很放纵，对爱情并不认真，而米凯尔则很自重。
几次接触后，男孩子发现，芬娜生长在一个家境不好的家庭，从小自卑，她是在用咄咄逼人的极端方式掩饰自己的自卑。米凯尔决心帮助芬娜克服自卑心理，用理解和爱心温暖芬娜冷漠的心，终于与芬娜建立起了真正的恋爱关系。
作者试图向当今放纵的一代青年提出挑战，希望他们认真思索爱的全部意义，启发他们认识到：爱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上的，一旦爱上，双方就应负起一种神圣的责任。
女作家伊琳娜·柯琴诺夫的小说《他的名字叫让》则把爱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似乎是在揭示爱与历史条件的不可分性。
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德国女孩与一个名叫让的波兰囚犯相爱了。这个女孩原本是纳粹主义的信徒，通过与波兰青年的接触，她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与此同时，让也认识到，广大的德国人民与少数纳粹分子是两种人，不可笼统地把德国看成是纳粹国家。个体的人之间的爱，消弭了某些误会，增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理解，从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似乎是女作家理想主义的一曲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