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伊斯兰教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北民族词典》第529页（3054字）

青海地处中国西部中心地带，是陆上丝绸之路和麝香之路两条大动脉的交汇处。辽阔的天然牧场，丰腴的待垦土地，成为滋生涵养众多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众多宗教传播发展的温床，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早期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教国家的兵员落居于青藏高原、安家定居实现的。唐朝前期，亚洲地区先后崛起了大唐、大食和大蕃三大强国，兴起了伊斯兰教和佛教大传播的热潮，他们围绕中国西部、中亚东部展开扩大疆域的角逐，三方处于时战时和的态势，时而唐朝与大食联军攻吐蕃，时而吐蕃与大食联军攻唐朝，时而唐朝与吐蕃联军攻大食，或者互相借兵对付本国的敌对势力，从而造成在青藏高原广大地域内既有大食(阿拉伯人、波斯人)的驻守部队，也有被俘人员和伤、病、流散人员，其中有的人在青海地区定居下来，成家立业，繁衍子孙。这一时期，由于三大强国在中国西部逐鹿，战事频仍，丝绸之路和麝香之路时通时断，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国家的商人长期滞留青海等地，为了生计，也置产成家，成为当地居民。穆斯林各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子一般不外嫁，要娶穆斯林女子的男人必须改信伊斯兰教；穆斯林男子与其他信仰女子结婚，是以女子改信伊斯兰教为前提。当时的军人和商人肯定是男性，和当地女子结婚，无形中传播了伊斯兰教。以上人员在青海扎根，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扎根，他们及其后裔，经过定居、成家、由外籍转化为中国公民后，就是青海最早的伊斯兰教信徒。五代、宋代伊斯兰教在青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早入居的穆斯林后裔人数有了增加，又有一些新入华的伊斯兰教信徒定居青海，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化的突厥各族的商人。这一时期，中国西部地区战乱频仍，丝绸之路被沿途各民族、各地方割据政权各占一段，道路阻断。西夏王朝占领丝绸之路甘肃段后，采取高税盘剥和掠夺商队的政策，使丝绸之路上入华的各穆斯林国家的商队和贡使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而河湟流域相对比较安定。在这里建立的唃厮罗政权采取招商轻税政策，武装护送出入境的贡使和商队，使丝绸之路青海道和麝香之路成为东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今青海东部地区各县都寄居或定居有穆斯林商人，仅青唐城(今西宁地区)东城就定居了数百家。蒙古汗国和元朝，入居青海的穆斯林数目远远超过了唐、五代、宋时入居的穆斯林及其后裔的数目，其中聚族入居的有中亚撒鲁尔人(撒拉族先民)、撒尔塔人(保安族先民)、西域亲军(回族先民)、西夏穆斯林、蒙古族穆斯林，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通过婚姻改信伊斯兰教的有汉族、藏族等。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已实现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由外来宗教转化为本土宗教。为了便于宗教生活，基本形成聚族而居的格局。明代，伊斯兰教在青海又有了新的传播和发展，除了青海定居的穆斯林家庭自身的繁衍外，从内地移民屯田的穆斯林人数不少。为了便于宗教生活，他们一般都迁居于穆斯林聚居的社区，围绕清真寺自然形成一个个穆斯林里甲，即后来所称的教坊。元末明初，驻牧于青海西部的蒙古各部，由于与伊斯兰化的蒙古察合台汗国相邻，或血统相连，或交错杂居，交往频繁，联姻结亲，大部分信仰了伊斯兰教。明初，明朝在青海西部和西北部设置的罕东、安定、曲先、阿端四卫，大部分蒙古部落为穆斯林，后因四卫残破，渐次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及其以东地区，有的还移牧于青海东部，逐步由游牧向农耕、定居畜牧、行商转变，如游牧于安定卫、阿端卫以及新疆哈密地区的“红毛儿”，几经辗转，被明政府安置于西宁、湟中、湟源等地，亦牧、亦农、亦商，在他们居住过的地区，留下了许多既与蒙古又与穆斯林有关的地名，如湟源的胡丹度，即蒙古穆斯林经商地之意。明正德年间，东蒙太师、瓦剌部穆斯林亦卜剌(也先之孙)，与蒙古汗王达延汗争战失败，率部2万人入青海，随后其亲族小王子部太师卜儿孩亦率部入青海，与亦卜剌联兵一处，游牧于青海湖与四卫之间，并与寄居哈密的也先子孙部落哈剌灰(瓦剌回回)往来密切。亦卜剌去世后，其部众由卜儿孩统领，被众拥立为卜失兔汗。后来新疆哈剌灰一支在首领奄克率领下徙牧青海海南莽拉川，与卜儿孩部合牧，青海蒙古穆斯林人数达五六万之多。东蒙俺答汗部入青海时，其部中有蒙古族，也有维吾尔族。明末，西蒙古卫拉特部在其首领顾实汗率领下进驻青海牧区，其部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顾实汗的三妃中有一妃为回回，生四子，具有穆斯林血统，其中一子被封托茂公，由于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相同，即由他统领青海卫拉特部部中的穆斯林，故该部被称为托茂人(驼毛人)。由于明代青海地区穆斯林人口众多，各族穆斯林中也相继涌现出一批学者和着名阿訇，使河湟地区成为全国传播伊斯兰教基地之一，国内许多伊斯兰教经师曾千里迢迢到河湟地区，学经、录经，河湟地区的经师也被请往各地传播伊斯兰文化，坚定了穆斯林各族的信仰信念，使非穆斯林民族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清初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伊斯兰教在青海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穆斯林人口自然增长，外地穆斯林移民、避难、逃荒落居青海的人数不少。这一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各种教派传入青海的重要时期，并成为各种教派发源地之一。因为当时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教派的传教士多是中亚地区突厥语系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在国外学经也多在中亚地区，拜突厥语系的经师为师。河湟地区撒拉族、保安族、回族等民族围绕黄河、湟水聚居而居，形成大聚居的格局，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突厥语言，与国内外传教士有着共同的语言。因此，他们首选的落脚点和传播教派的出发点就放在了河湟一带。如元代到中国传教的古土布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到过很多地方，都不理想，最后选择了青海为落脚点。从明末到清康熙时，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曾先后三次到青海传播苏菲主义学理，首选地为“撒拉尔斯坦”，即撒拉族聚居地循化地区，并在该地建了教经堂，离开时指定撒拉族名叫哈依吐拉的阿訇任哈里发，接着又到西宁传教，亦任命了哈里发，并同大食人后裔田姓女子结婚，生了虎非耶派穆夫提门宦始传人马守贞。在同一时期，中亚人和卓阿布都·董拉希入华传教，亦以河湟为落脚点。国内穆斯林国外学经归来传播教派的马来迟、马明心等以及其他教派的始传人，都是选择河湟地区为落脚点，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拓展。各族派的传播发展，作为文化现象，活跃了教内学术文化研究气氛，但是带来了各派之间的纷争，被教内封建上层所利用，造成旷日持久的内耗战，使青海伊斯兰教遭到极大削弱。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到清末，是青海穆斯林处于多灾多难时期。各教派之间的争斗表面化，由争论发展到械斗。清政府支持一派、压一派，扩大矛盾，以削弱双方力量，进而乘机进行镇压，激起了多次穆斯林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到清政府更残酷的迫害，杀害，充军为奴、被迫出逃者不计其数。民国年间，各族穆斯林人口有所恢复，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穆斯林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经济生活上有了保障，安居乐业，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引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风俗习惯受到了保护和尊重。在1958年的宗教制度改革中，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废除了寺院和宗教人员对信教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干预，保障了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全面纠正了宗教制度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重申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放了寺院，逐步把宗教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伊斯兰教走上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