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第9页（1649字）

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一般表示人的内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相对于客体对象“物”而言是认识、观赏、创造的主体，又是统摄五官感觉的首脑器官，是表征心理实体大脑与精神活动的复合概念。在先秦，“心”，首先是表示人的心意、情志的术语。《诗·魏风·葛屦》歌曰：“维是偏心，是以为刺。”《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语曰：“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论语》述孔子语“从心所欲”。《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都把“心”作为道德化的对象。《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墨经》也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庄子在《外物》篇指出：“心彻为知。”这就进一步认识到“心”的思维认知功能。《管子》作有《心术》专篇，认为“心也者，智之舍也”，对人心的认知主导功能与心理活动特点作了专题研究。《荀子·乐论》则将“心”与文艺联系起来，所谓“琴瑟乐心”，指出音乐对人心的审美感化愉悦作用。《乐记》论述音乐“由人心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进而以“心”为审美感应和创作发生的主体。这样，“心”就由哲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诸方面而引入文艺学、美学与文艺心理学。作为审美主体的“心”，往往与“物”相对，组成“心物”，表示审美主体与客体对象。自庄子提到“乘物以游心”、《乐记》立论于“感物动心”以来，“心”与“物”已成为艺术创作心理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淮南子》说：“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所以与物接也。”嵇康《声无哀乐论》曰：“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刘勰《文心雕龙》进而阐述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唐人论书法说“虚心纳物”(虞世南《笔髓论》)。宋人论画则称“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清代姚华又概括说：“盖心物交应，构而成象。”(《曲海一勺》)叶燮在《原诗》中提出“心物七要素”说，以“理、事、情”为“在物者”三要素，以“才、胆、识、力”为“穷尽此心之神明”，对审美主、客体及其关系作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心”又是人的行为与精神活动的主导。《荀子》指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鬼谷子》也说“心者，神之主也”。《黄帝内经素问》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影响及于文艺创作与审美心理，则有“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之说(《吕氏春秋·适音》)，又有“心和欲得，则乐”与“心有忧丧，则悲”之论(《淮南子·本经训》)。“心”既然是认知活动与情感表现的主角，文学艺术家就十分注重它的个性、意志、情感倾向与想象、移情与构思的功能。陆机《文赋》描绘了“心游万仞”的情态。《文心雕龙》论述了“拟容取心”的艺法。唐代虞世南论书法以为妙在“澄心运思”。张璪论画提出“中得心源”。王昌龄《诗格》谈到构思“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元代方回作《心境记》主张“治其心”。而清代王夫之既认识到“居要者心”，又体察到“身历目见”的必要，故提出“心目相取”、“击目经心”，尤称赏“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之境(《姜斋诗话》)。中国古代文艺心理论者更多注意的是文艺与“心”的关系。《周易·系辞》云“中心疑者其辞枝”，既已认识到言为心声的现象。汉代扬雄则明确提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问神》)。王充亦曰：“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论衡·超奇》)由是《文赋》、《文心雕龙》均着力研讨为文“用心”之美。唐皎然提出“诗工创心”之说(《诗议》)。宋黄庭坚则曰“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道臻师画墨竹序》)，明李贽指出：“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焚书·琴赋》)汤显祖认为天下文章之妙，在于“士奇心灵”(《玉茗堂文》)。文学艺术家懂得，要创造出美的艺术品，必须陶冶心灵，感物会心，寓目游心，畅神写心；心即是性，亦含情，高其志，广其意，善于思，贵在悟，寓灵气，传风神。总之，关于“心”的多重涵义与功能的阐发，说明中国古代文艺心理思想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