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理、类

中国古代名辩学术语，《墨经》提出的3个基本逻辑范畴。“故”是“说”(推理)的前提，《小取》曰“以说出故”。“故”又是立论的条件，《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下》把“故”分为“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之“小故”(必要不充分条件)和“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之“大故”(充分必要条件)两种。

“理”是道理，事物之理，是客观规律性，《经说下》曰：“论诽之可不可，以理。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这就是说，批评之对与不对，不在批评之言的多少，而在批评的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之理，《经说上》还说：“观为穷知而(即悬，牵系也)于欲之理。”这即是说，人之所以犯错误，皆是因为既穷于知(无知)又于欲(任欲而强行)的缘故，这个“理”也是指客观规律性之理。《大取》篇则把“道”和“理”看作是等同的。何谓“以理长?”就是“今人非道无所行，唯(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道”就是道路、方向、规律，人离开了“道”就无法行动或行走，虽有强壮的体力也难于行进。所以，人们常把“道”和“理”连用为“道理”。这即是说，“理”是指事物的一般规律。

关于“类”：《墨经》特别提出了“类同”和“类异”的划分原则。“有以同，类同也。”(《经说上》)，即类同必须“有以同”，如果根本无所同，也就无所谓类同或同类了。但这里的“类同”，乃是《经下》所指出的“一法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即同类必须同法，“同法”就是具有共同的特性或规律，只有属于同法之“有以同”才能为同类。所以《大取》和《经说上》是把“类之同”(“同类之同”或“类同”)跟同名之同、同根之同或重同、合同、体同等加以明确区别的，这就是对“类同”本质的深刻理解。同样，“类之异”也是不同于“不体”或“不合”之异的。这就是把类之同异真正建立在法或理的同异基础上，并使明类与明法、明理、明故统一了起来，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类”概念真正成了一个科学的逻辑范畴，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正名和演绎推理学说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