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辩

中国魏晋时期的辩题之一，指“言不尽意”和“言尽意”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所谓言“尽意”还是“不尽意”，即语言文字能否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言能否“尽意”的讨论，最早见于先秦。《易传·系辞上》引孔子的话，认为“言不尽意”，而“圣人主象以尽意”。《庄子·外物》把言和意的关系比做筌和鱼、蹄和兔的关系，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命题，即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得到了“意”，“言”就可以忘却不要了。《墨经》强调指出“以言观意”，“以辞抒意”，肯定“循所闻而得其意”、“执所言而意得见”。《吕氏春秋》指出，言和意是表和里的关系，言是表达意的(“言者以谕意”)，听其言而意得知。反对言意相离，认为不表达意义的语言是架空了的语言。魏晋时期，最早提出“言不尽意”的是玄学家荀粲(约209～238)，他说“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他认为，“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粲认为言象只能表达一些粗浅的“糠秕”，而复杂的、深层次的意是不能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蒋济、嵇康、张韩等人也都持“言不尽意”论。玄学家王弼(226～249)对“言不尽意”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做了精细的论证。他指出，象生于意，言生于象，因此寻言可以“观象”，寻象可以“观意”；但象和言都是得意的工具，得意才是目的，只有“忘象”、“忘言”才能“得意”。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道是“极美至弘”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事物的名和称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们只能反映事物的部分性质，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所有性质。因此道无法用名言来表达。用言来表达道，则“失其常”；用名来确定道，则“离其真”。欧阳建(约267～300)在“言不尽意”论颇为流行的情况下独倡“言尽意”论。他指出，物和理都是客观存在的，名对于物、言对于理都不能有所作为，既不能使它们增加什么，也不能使它们减少什么。但是，人们要想分辨事物，必须给事物命名，无名则物不辩；人们要想把某种理表达出来，必须用语言，无言则理不畅。名依实而命，实若发生变化，其名也必随之变化；言循理而立，理若发生变化，其言也要跟着变化。就象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一样，名和物、言和理都不得相离为二，故言无不尽意也。“言不尽意”论和“言尽意”论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在对待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认识上，又都有偏颇。王弼等夸大了语言和思维的差别，将二者割裂开来；欧阳建则夸大了语言和思维的联系和一致性，否定了二者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