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邓小平为什么能成功
粗略地说，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这四五百年也许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制度积累、问题积累到一定时间，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古人有言：“500年必有王者兴。”用现代话语或许可以这样说，500年必有改革兴。
“突破型变法”与“修补式变法”
回顾这些改革，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成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此文中改革和变法是互用的，是同一个含义。变法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更现代一些的用词——作者注）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这是我最近感兴趣的课题。成功的改革，我把它叫作“突破型变法”；而失败的这些变法，我称之为“修补式变法”，如此，可以把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了。另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型的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突破现有体制可以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制度变革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制度的作用是什么？是调整社会激励机制，使得我们已有的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益。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的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是说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制度变革、制度变迁带来的是利益的双赢、多赢，还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决定了变法的成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那必然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必然抵制、阻挠。如果这个变法理论上可以使社会上的所有人受益，那么它的阻力就会大大降低，就使得这个制度可以生根、可以持续、可以固定下来。
在土地面积、人口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要使产出的蛋糕更大，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人力资源的效率，所以变法一定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以及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突破型的变法，实现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修补式的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比如王安石变法、王莽新政，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变法、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而这个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我们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候出现的新生力量——商鞅变法的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新生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修补式的变法是完全自上而下的，而突破型的变法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同样，商鞅变法的新政并不是商鞅自己躲在宫殿里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
商鞅的成功之道
先看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的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一块田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这也是井田制这个名字的由来。中间这一块土地叫公田，谁拥有？封建主。农民围绕着公田周围那八块小土地耕种各家自己的土地，获得收成。公田往往是面积最大、最肥沃的土地。井田制为什么效率低？耕种公田时当然没有积极性。本人有过亲身经历，在农村当知青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享一年的劳动成果。我在陕北乡下，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地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看一眼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摇晃的，肯定是生产队的地。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彻底改变，把所有的田分给个人，土地开始私有化，不再分公田、私田。农民缴租之后收成归自己，这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相当于古代的农业改革。商鞅还制定政策，鼓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开垦荒地政府奖励。（过去农民不可以垦荒，因为所有的地都是“王土”，不能动。）
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通过激励机制的转变提高了人的效率。在封建制下，爵位甚至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也没有用，必须会投胎才行，出身不对一切都不对。商鞅废除此制，只要在战场上勇敢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提拔当军官，在朝廷里任职。所以秦国的将相有两个特点，第一贫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
商鞅在变法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记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商鞅最后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首肯。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的法度，不要再做更改就行了。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在治国方面不能效法古人。商鞅的幸运还在于秦孝公认同了他的观点，君臣一心推动改革。商鞅还采取徙木为信等措施，为改革树立威信，为新法树立公信力。 “总许可师”是比“总设计师”更高的赞誉
邓小平改革的成功，同样在于取消了中央计划，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用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用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企流向了高效的民企，所以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这一改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升了人力资源，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把蛋糕做大了。经济高速增长，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地位加强。这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和商鞅对比，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是要形成社会共识。我个人记得，这次共识是从真理检验标准开始的，从这里开始讨论，建立起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
邓小平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城镇的民营经济、农民的包产到户，都不是小平的设计，而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对比一下王安石完全是顶层设计的变法，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的效果了。所以我说，对于小平同志而言，“总许可师”是比“总设计师”更高的赞誉。
为什么改革要强调基层的创新？因为基层的创新更加贴近市场，因此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是邓小平的成功之道。
改革失败的相同原因
再来看看那些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变法，它们为什么失败了？
王莽新政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回看一下历史记录，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但不能不佩服这个人——他工作勤恳、用心良苦、设计周全，才智与人品皆无可挑剔，但遗憾的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
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甚至发生激励方面的冲突，结果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方案都是设计得很精巧的，但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预想，反而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打乱了市场秩序。结果变法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变法最后转变为政治斗争，变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天生具有保守倾向，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正确时，在政治斗争中就败下阵来，结果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判断依据并不是变法者个人最后的结局。秦孝公死后，守旧派的大臣拥立太子上台，商鞅惨遭车裂。新政权上台虽然杀了商鞅，但对商鞅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王安石变法截然相反，在变法晚期，因为朝廷的争论太大，民间的苦怨太多，宋神宗就已罢了王安石的相位。罢相之后，宋神宗还在执行王安石的新法，但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全面废除了新法。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并不是说王安石罢相以后政治上失败了，而是说他希望建立起来的制度没有存续下去。所以，一项变法或一项改革，其成功与否与改革者个人的结局没有关系，而要看改革者所建立的制度是否存续下来了。
王莽和商鞅正好相反——王莽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重新改回国有化，更名为“天下土地为王田”。他这个托古改制，所有的一切都在模仿文王、武王和周公。为什么他会突出这个政策呢？因为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官僚、大地主拥有良田万顷，而小农生活贫苦，几无立锥之地。王莽（甚至历代王朝统治者）站在小农一边抑制豪强，但并不是体恤小农、替小农着想，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因为从大地主那儿国家收不上税。于是王莽用宣布土地国有化的方法重新分配土地，以此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国家财税问题。他是个改革者，看到了问题所在，希望改变现状。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推行了国营工商业，叫“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实际上就是要平抑物价，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六筦”就是政府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铜铁”即货币的铸造。）
但王莽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失败了，为什么？他的顶层设计行不通。而且他的这些改革针对的是豪门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造反、军事暴动来反对。王莽压不住，干脆自己当皇帝，因此儒家的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志大才疏，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又欠缺，王莽不但改革失败，最后还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莽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社会主义”，都以为政府替代市场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老百姓的负担不会增加，而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王安石就相信。
王安石死后，连他的死对头司马光都承认：王安石一生为国，朝廷应该以隆重的葬礼来追谥、追封。他的新法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等。青苗法是官办农业金融，均输法意在调节物资供需，市易法是为了平抑物价。
这些新法从动机到实施都是对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碰壁了呢？同样是顶层设计的问题。王安石遇到了两个问题障碍：一个叫信息，一个叫激励。他如同要经营一个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朝廷交给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没有全国市场上同一时点的商品价格信息（甚至得到的是扭曲的信息），新法设计得再好都没有用。再谈激励——王安石要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但变法的目的在于抑制豪强，辅助小农。对此，宋神宗发现，新法推行以来，反对最激烈的声音都来自士大夫和朝廷命官。宋神宗不解，文彦博对他说：皇上您是和士大夫治天下，还是和百姓治天下？
变法伤害的是官员的利益，所以单纯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成功的概率很低。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之所以不能成功，还有意识形态争端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之前也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所有的变法者在传统意识形态方面永远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现有制度和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连成一体的，而变法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触动制度，当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期就有。王莽变法时，也是托古改制，要以周公的名义进行变法。康有为变法时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意思是我今天在这儿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回想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不是也遇到类似情况么？马上就出来姓资、姓社的争论。但小平同志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要看实际效果。为什么？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允许去试、允许去做，这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经验。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新生力量”
总结上看，王安石与商鞅在人品、能力、权威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区别在于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而商鞅的变法是突破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王安石的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的变法依靠贫民和农民，邓小平的变法依靠新生力量、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的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变法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商鞅变法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在政治领域中引入新生力量。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府和商人利益的重新分配，其中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最后大体上能够做到变法和改革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这个新制度才得以存续下去。
有人会问，商鞅和邓小平都依靠了新生力量，那么现在的新一轮改革，新生力量在哪里？其实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释放出来，这就是农民。农民从人民公社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自由择工，这就是一股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状况。没有中国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城镇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要想让农民继续成为改革的永生力量，就要解决农民新的问题——强拆、强迁、征地，等等。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大规模的集约化农业不能出现，农业的升级换代受到土地制度的严重障碍，土地增值的收益农民拿不到，大部分收益落在政府口袋里。农民进了城做最脏最累的工作，却无法定居城市，他们是最苦的一群人。
改革开放30多年，企业家群体也在成长，也是新生力量。所以，新生力量到底是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政府只要推出能够有利于个人发展、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允许老百姓去尝试，就像当初对待小岗村一样，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去做制度创新，政府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何愁改革不成功？
（本文系作者在“东方历史讲堂”的演讲，由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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