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是一种以财物输赢为目的的游戏，为了取得游戏的胜利，赢取更多的钱财，古今中外的赌徒们绞尽脑汁，想出了花样繁多的舞弊和行骗之术，这些骗术，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赌博方式之中，于是便出现了“十赌九骗”这样一句俗话。  

赌博骗术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赌具上做手脚。利用作伪的赌具赢得胜利。另一类是赌徒们结成团伙，用各种“妙计”骗取单独赌客的钱财。上述两大类是为了行文叙述的方便而分列的，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二者是综合在一起来行骗的。  

古往今来，赌博的骗局往往都是光棍无赖合伙搭成，以诱骗那种囊中丰裕而又涉世不深的富家子弟。在南宋的都城临安城内，就有所谓“柜坊局，以博戏关扑，骗赚钱财”（《西湖游览志余》）。终日混迹其间的，多为帮闲无赖之徒。在清代的江浙上海地区，把这类骗子称为“郎中”或“司务”，有“麻将郎中”、“牌九司务”等名号。清人笔记《淞南梦影录》这样记载那些局赌坑人的“牌九司务”：  

牌九司务者何？无赖少年，习成五木诀，呼卢得卢，呼雉得雉。日装作富商大贾，往来于歌楼妓院中。翩翩裘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诱，献媚殷勤，或邀入青楼，或诱来酒馆。往还既稔，渐不知鸟之离罦，鱼之上饵，然后胁其赌博，通宵达旦，负至数千金或数百金，则逼勒吓诈，反颜若不相识。  

在扬州一带，这种被骗的赌客被称为“羊牯”，即只有被宰割的命运。在四川成都附近则称这种人为“毛子”，设局诱骗有钱的赌客就叫做“烫毛子”。当时成都有一首竹枝词专写这类为非作歹的袍哥（即哥老会）流氓：  

耍狗蝇藏黄鳝尾，大毛辫贴太阳膏。醉归舍物嫖包月，闲约窝家赌烫毛。  

——六对山人《成都竹枝词》  

作家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深刻地再现了清末成都城乡的人情世态，其中有一段文字，写成都城北天回镇的袍哥头子罗歪嘴、田长子等人伙同妓女刘三金，先用色相勾引，再设赌局，先输后赢，烫了新繁粮户（地主）顾三贡爷的“毛子”。结果顾某人准备用来捐官的几百块银元输个一干二净，还搭上了良田多亩。这虽然是小说家言，却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赌博的骗术五花八门，其中最常见的是骰子舞弊。这种骗术很早就出现在国外，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西塞罗都记载过作伪的骰子，古代埃及和东方以及南北美洲的史前古墓中也都发现过各种专门作弊用的骰子，在古罗马庞培废墟中发现的灌铅骰子，可称是此中之“佼佼者”。  

在中国，最常见的骰子舞弊方法同样是灌铅和灌水银。铅和水银都极沉重。骰子一边轻一边重，能随心所欲地掷出想要的点数。所以赌徒中流行一句话：“骰子灌铅，赢钱不难；灌了水银，点铁成金。”使用这种骰子舞弊的常见方法是“掉包”，赌棍随身准备两副外表一模一样的骰子，一真一假，先用真的赌掷，使别人不加怀疑，待赌博进行到白热化，赌注增大之时，乘人不注意将假骰子偷换掷出，赢钱之后又伺机偷换回来。不用说，这种方法本身也需要极灵活而隐蔽的手法，非经过长期专门训练的职业赌徒是无法办到的。  

牌九是清代盛行的赌博方式，精于此道的赌棍称为“牌九司务”、“牌九郎中”，其舞弊行骗的手法也是惊人的，最常见的手法是认牌法，将一副骨牌三十二张全部根据背面的竹纹暗记默识下来，自然无往而不利。另外一类手法是“掉牌法”，其中一种称为“袖箭”，即预先带几张牌在身上袖中，必要时取出一张与某牌调换，以凑成“至尊”或“天牌对”之类的大牌以赢得大注。而且在末条洗牌时还要将原牌调还，以免闹出三张天牌或两张幺钉之类的笑话，被人识破骗术。另外一种称为“龙摆尾”，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一副大牌，砌于牌尾，待出现大注时用隐秘的手法将这副牌脱下，而以手中小牌补上。认牌加上调牌，再加上掷骰有方，自然可以使“牌九司务”们无往而不利，每每大获而归。毋庸说，这些手法也是经多年训练方能学成的。  

号称“国赌”的麻将牌，作弊也不少。最常见的是“抬轿子”，也就是两人或三人串通作弊。其法大多为两人串通一气，欺骗其他二人。比如四人同局，甲乙二人对面坐，心有默契，甲须某牌，乙知之照发，乙须某牌，甲亦照发。由于配合得当，打起牌来得心应手，百战不殆。其通风递暗号之法俗称“令子”，令子分口令和手令两种。口令是以某字代替某类牌，如“打”字代表“条”，“顶”字代表一四七，“吃”字代表二五八，“摸”字代表三六九等。手令是用各种手势表情或香烟火柴的不同位置，以及移动面前的哪张牌等来暗示对方打哪一张牌。比较起来，手令更加隐蔽而多样，一直为赌棍们采用，为了防止对手识破，他们经常约定几套暗号，不断变换使用，其内幕就非局外人所能尽知了。  

在广东，赌博投机舞弊叫做“出老千”。在赌徒云集的赌馆之中，不仅普通赌徒出老千，主持赌博的赌馆本身就是最大的“老千”。在遍布广州的番摊馆内，“出老千”就有多种方式。其一名曰“落冧”，“冧”是特别的摊子，它看起来同普通的摊子并无异样，到必要之时用摊竹轻轻一拨，一颗就变成两颗。开摊时，摊官的助手冒充赌客夹杂在人群之中。如果看到即将开出的门是重门，即赌客下注很大的一门，就装作很随便地抽一口烟，然后浓浓地喷出，模糊众人视线。摊官乘机用摊竹将特制的摊子一挑，使一颗变成两颗。所开之门本来如果是一，这样一来，就变成为二，押在一门上的大注被吃，老板也就转输为赢了。“老千”的骗术之二叫“飞子”，摊官扒到最后关头，看到所开之门为重门，但剩下的摊子之中又没有叫做“冧”的特制的摊子，不能一颗变为两颗。于是便施展“飞子”魔术，以极快而隐蔽的手法从剩下的摊子中飞去一颗，假如本来该开三，结果变成为开二。“老千”骗术之三名曰“扒大细”，又叫“扒三鸡五公”。照规矩，摊官应该四个一扒，但摊官开到将会开出重门时，便违反规矩，三个一扒，或五个一扒。三个一扒叫做“扒三鸡（细）”，五个一扒叫“扒五公（大）”。“扒大细”对赌馆来说很危险的，如果摊官手脚不灵，被赌客当场捉住，则赌客不论押哪一门，押多少，老板都要照赔不误。所以这种手段非不得已时不轻易使用。  

彩票性质的“花会”和“铺票”看似公正，其实也弊端丛生。  

花会的彩筒装入了应开门色，就加锁并贴上封条，似乎做不了手脚。其实彩筒的门做得较厚，中空而夹以薄板，置有机关弹簧。每次可以将两个门色各卷成一卷，一投入箱中，一夹于中空的门，然后加锁，贴封条。到截流（停止投买）后，如投买最重的门色刚巧与投入彩筒中的门色相同，就把夹在中空的门上的门色取出，以扭转败局。开筒时，有多名护筒（打手）围着，同时又燃放大串鞭炮，很容易捣鬼做手脚，投买者发现不了。若是筒中和夹门中的门色，投买者都很多，花会老板赔起来心疼，有时会采取耍赖的办法，暗中指使一些人假装抢劫赌场，将彩筒抢走，有时老板乘机吞没众人的赌注，有时为了维护“信誉”，也将赌注发还各投买者。老板本身则免除了破财之厄。  

山票和铺票也有一套作弊的方法，二者都大略相似：预先特制一套一百二十颗分别刻有“天、地、玄、黄”，或“首、会、发、其、祥”等字的圆珠，和另一套表示“中”的无字圆珠，都比标准圆珠略小。事先找人投买一张票。开彩时，按自己投买的票上的几个字拣取略小的圆珠，混入标准圆珠，并将同数目的无字小圆珠混入无字圆珠中。“搞珠”时，两个圆筒分别先漏出混入的略小圆珠。这样，就能保证自己投买的票独得头彩。即使其他人投买的票碰巧也中了同样多的字数，老板也能平均分得一份头彩奖金，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老板只要作弊一次，总能独得头彩。当然，为了获得赌客的信任，赌场老板也不是场场作弊。  

“火伴诱人，牙行弄鬼”，其实是常人都知道的常识，但赌徒照样趋之若鹜，大多自恃聪明机变，不会上当。有的针对赌场的弊端，采取预防措施以免上当。如花会赌博中，有的阔老为避免被会主“放空门”，就把巨额赌注连同所押花名封在一个包里，亲自放入花会大筒，由于包是被封的，会主无法知道所押之门，也就无法施展前面所述的伎俩。待开筒时，如若打中，阔老亲自当场拆包，验明花名与押注，当时索取所赢赌资，如若不中，也就不再拆包，无言而退了，这在花会术语中叫“打封包”。《清稗类钞》就记录了一个用“打封包”的手段骗赚花会老板的趣闻：  

广东潮州有一位富有的女人，酷喜打花会，但从未押中过，家产却输去大半。有一天，她拿了三十多个封包来到花会会场，对老板说：“我明日押尽三十六名，封中赌注多寡不同，如果中了我的重门，能使我全部翻本。就算中不了重门，我也要尝尝押中的滋味，然后从此戒赌。”老板点视她的封包，却少了一封。那妇人说：“必定是路上弄丢了，那么我今天只押三十五名罢了，难道明天就刚好开我丢的这一门。”赌场老板假意应酬，暗中派人循妇人来路寻找，果然在会场门口捡到。第二天开彩，恰恰是这一门。那妇人随之而至，一一打开她的封包，全部都押的是此门。贪心的老板心中大呼上当，但不得不忍痛付出巨额彩金。那位妇人从此也不再来此赌花会了。  

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