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祖司马错论伐蜀,司马迁《史记》是怎么记载的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3-06-24 属于:司马错

  

  《史记》是一部通史,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中国,还囊括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司迁对于成都历史文化的记述不可能是面面俱到,而只能是重点突出,写下了成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学家司马迁八世祖,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司马错学属纵横家。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军灭亡蜀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领陇西军南下东攻楚国,迫使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其后事迹不详。

  

  司马迁老祖辩赢张仪

  “蜀国”由此变为“蜀郡”

  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其历史原本属于古蜀文明的范畴。在成都平原上,经过蚕丛氏、柏濩氏的酋邦时代后,至王始建立了古蜀王国。鱼凫王朝之后,成都平原上又依次经历了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开明五世时,古蜀王国的都城由郫邑迁入成都。从酋邦而国家的数千年间,古蜀文明自成一脉。但是发生在秦惠王二十二年(前316年)的秦蜀之战却彻底改变了古蜀历史,也改写了成都的历史。

  话说末代蜀王开明十二世有一个弟弟苴侯被分封在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部)。但苴侯私下与巴王交好,与蜀王不合,双方在公元前316年爆发战争。可笑的是,交战双方又都向秦告急。秦惠王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在具体方针上犹豫不决。大将司马错主张顺势而攻蜀,连横家张仪则力主全力伐韩,问鼎中原。秦惠王倒是很聪明,他特意主持了一场说辩论赛,辩题是“攻蜀利弊论”。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这场特殊的辩论的场面和各方的辩词。张仪先说,蜀(成都)并不重要:“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现在放着天下的朝市不去争,偏要去打蜀地,这与王业岂非背道而驰!言下之意,蜀中地理偏僻,文明落后,与戎狄无别,秦国发兵攻蜀,即便赢了战争,也无名可得,无利可图。乍听上去,张仪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紧接着,司马错提出了与张仪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蜀虽西僻之国,境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但也算得上是“戎翟之长”,是西南诸侯群雄之首。蜀中内乱,实在千载良机,为秦找到了战争的借口。况且,以秦攻蜀,如同豺狼逐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蜀的土地和金银财宝,既利国又利民。至于张仪说的无名,司马错也不赞同。秦攻蜀是应苴侯之求,有“禁暴止乱之名”,天下不仅不会以为秦朝贪婪、暴虐,还会觉得秦有功天下,实乃名利双收啊!总之,攻蜀易而无隐患,攻韩、劫天子,则成不义之名且有战败之危!对于君王来说,凡事不过得失二字。司马错的分析句句说到了秦惠王的心坎里。

  其实司马错和张仪在军事上的意见相左,说到底是二人对于蜀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上有高低之别。战国时期,纵横之士以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天下,或战或和往往在于唇齿之间。而张仪又是这一特殊群体负有盛名的辩论家。但在这次争辩中,张仪在见识上实在不及司马错。经过激烈的辩论,秦惠王认为司马错所言更符合实际,也对秦国更有利,司马错获得本场最佳辩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这里时,是颇为自豪的,因为司马错正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对于由其祖建议并发动的这场战争,司马迁自是了然于心。

  公元前316年,是成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这年秋天,秦惠王派遣司马错、张仪等率军从石道攻入蜀地,开明十二世大败,秦军直下成都。开明王在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时被秦军追杀。蜀太子逃至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古蜀王国灭亡,秦设蜀郡。对于成都平原来说,从国家而变为一郡,成都由蜀都变为蜀郡治所。从此,不管秦在蜀地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蜀(成都)已经在事实上被纳入到更宏大的文明体系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对于当时诸侯纷争的天下大势来说,秦攻蜀,进一步打破了诸侯间原本的势力均衡,对秦朝扫平六国,一统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成都的战略地位,司马迁也是承认的,“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因此,公元前316年发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场战争,无论是对于成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年份。如果没有《史记》这般丰富、准确的记载,人们对于这一历史节点的认识将不会如此清晰。

  

  《河渠书》记载都江堰

  解读成都平原何以成天府

  约在东汉时期,成都成为公认的天府之国。天府美名天下扬,至今仍为成都人津津乐道。我曾听老成都人骄傲地说,成都这个地方,随便插根筷子,都会发芽。这话说得有底气,听着也提神。不过,要说到成都何以变成天府之地,具有化筷子为竹子的神奇,就不能不感激一个人了,他就是秦昭王时期的蜀郡守李冰

  水与城市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水孕育着城市文明。但“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成都平原是一个由七条河流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但在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前,成都的发展长期受到洪水的困扰,尤其是岷江水患直接威胁成都。唐代岑参就作过这样两句诗:“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石犀》)。那时,蜀王不得不选择广汉、新都、郫等作为蜀都,成都连蜀之中心的地位都不稳固,更别说什么天府之国了。

  李冰秉承“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法则,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这才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等,对成都起到了防洪、灌溉、运输等多重功能。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要讲都江堰水利本身,而是要透过《史记》看成都。

  且看司马迁对此是怎样记载的。《史记》“八书”中有一篇《河渠书》,专门叙述从大禹汉武帝时期的水利事业发展史。在《河渠书》中,司马迁数次提到巴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开凿离碓(碓字的本意是环于水中的巨石或小丘),免除了沫水的危害,又在灌县把岷江分为郫江(内江)和检江(外江),流经成都平原。这些水渠可以用来运输,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老百姓们都分享到了它的恩赐。好一句“穿二江成都之中”,既形象又准确地描述了成都与二江水乳交融的态势。

  对于李冰、都江堰水利工程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史记》并没有直接的说法。但司马迁在书中要写什么,怎么写,当然也经过了一番掂量和斟酌。因此,可以说司马迁虽未明说,却已说明。这正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货殖列传》赞巴蜀“沃野”富饶独特物流天下

  蜀地物产素称富饶,这里有着独特的风物制度和地域风情。对于呼吸过巴蜀气息的司马迁来说,自然也有深刻的体会。《史记》一书较为集中地记载各地地理、物产、风俗喜好的篇章当推《货殖列传》。司马迁是这样记录巴蜀风物的:“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司马迁赞叹蜀中为“沃野”,这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得到的褒奖。

  这里盛产的物品有栀子(可入药或染色)、生姜、丹沙(古人炼丹药的原材料之一,也有药用价值)、石头,还有铜铁等金属和竹木等绿色环保材料,以及笮马、旄牛等。这些都是司马迁亲眼目睹到的,史笔落处,尽成山水。当他在多年后写到这些时,想必会忆起在蜀中的难忘岁月,蜀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耄耋长者和垂髫小儿,想到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

  如今漫步在成都周边的古镇上,随处可见或精美或浑朴的竹编木器。成都人至今仍钟情于栀子花。假如你读过《史记》中的这段文字,那么在这片土地上,你就能感受到从历史中散发出的浓郁风情,体会到历史与现实并不遥远。当然,巴蜀在地理交通上也受到天然的局限,司马迁说它四周闭塞,不过勤劳的蜀人修筑了千里栈道,又与关中无所不通了。《史记》塑造了成都“沃野”的物产形象,也谈到了四川与外界交往的难易问题。

  总之,《史记》记录了成都城市史的新篇章,写出了成都的物产资源,反映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这些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成都和成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讯息。除了这些物态的丰富记载外,还有一个成都人让司马迁念念不忘,他就是与司马迁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司马相如,我们下期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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