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崇拜关羽”基于当时社会“崇拜关羽”的原因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17-08-14 属于:关羽

关羽崇拜” 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有“万人之敌,为世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三国志·关羽传》中说:“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了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泊名利,磊落光明;“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撼人心。

三国志》中也有大段文字刻画了关羽刚而自矜之态:“羽闻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与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正是因为关羽“刚而自矜”,使糜芳、傅士仁等“素皆嫌羽轻己”,“咸怀惧不安”,终于导致他们的背叛而关羽自己也遭斩身亡,似乎这是关羽的性格弱点。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关羽出生布衣而能“骄于士大夫”,其自重不卑反而是值得钦佩的人格。

关羽庙

关羽庙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衰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羽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羽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

《三国志·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擒而斩。假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擒”;无“降”又“遁”的前因,岂有“擒”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攻樊城时,“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和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流传下来。

第三,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

关羽是蜀汉名将,镇守荆土而攻曹魏樊城反被东吴斩杀。由于关羽忠诚蜀汉、善待百姓、武功神威和良好的德行,同时也因民众对关羽父子不幸遭遇的同情,人们怀念他、祭祀他、供奉他,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中国古代民间本有在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所以人们祭关羽也应是必然的事情。

人们在关羽死后祭祀他,应该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即人们“自责”心理使然:关羽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部属士卒在江陵被吕蒙占领后投降孙吴,这直接导致关羽失败被擒杀,这些叛离的士卒及家人受良心的责备反而要格外敬奉关羽。

《三国志·关羽传》记:“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陈寿在《吴书·吕蒙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使关羽失败的这一原因:“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这段话反映了吕蒙深知人们拥戴关羽,才下工夫施“攻心术”,不惜垂涕斩同乡而取信于江陵百姓,以情动人,还使用“反间计”以动摇羽军,终于促使“众皆委羽而降”。关羽父子被斩后果出现,这些“委羽”的“士众”及其家人百姓心里如何能安稳!回想关羽一世忠义厚恩,他们自谴自责,于是以祭祀关羽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是寻找心灵解脱和安慰、祭告关羽的英灵以避报应。

如果认同以上情节和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玉泉山关公显圣”这一章节。关公英灵不散,“还我头来!”被普净点破:“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

于是关羽顿悟而去,后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这正是当时有愧于关羽的人们心理活动的写照。

恐怕这也是人们何以漠视和粉饰关羽降曹变节的另一内在原因。

当然,对关羽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首先只可能产生在三国之际的荆州,亦即荆楚一带。但关羽的威名在当时中原和东吴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刻,由于曹魏和孙吴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促使荆楚区域性的关羽祭祀崇拜活动逐渐向东西南北传播扩散,从而使关羽的故事流传更广。关羽的故事最终能百世不衰、世代相传、不断繁衍,关羽形象不断提升和美化,应该说,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选择。

有人说,关公崇拜是封建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人民的政治工具。

不容否认,封建王朝推崇关公和看重《三国演义》,是因为其宣扬“正统”和“忠君”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不过,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关公崇拜还是《三国演义》,它们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敷演物,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树立的一个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设神礼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关公造神运动的社会效果如此久远和显著,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其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追求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愿望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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