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期的犹太人

16世纪初期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6世纪下半叶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对犹太人的状况产生了严重影响。然而，16—17世纪，在幅员辽阔的土耳其帝国中，犹太人境遇良好。

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伊始，马丁·路德在和罗马教廷辩论时，犹太问题占据了中心地位。作为《圣经》的德语译者，路德高度评价希伯来语，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他希望犹太人响应革新基督教、反对“罗马教廷偶象崇拜”的号召，怀着同情论述犹太人，按照他的意见，犹太人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当他丧失了对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希望后，对犹太人进行了攻击。

在整个16世纪和30年战争(1618—1648)期间，欧洲犹太人经常受到威胁。(美因河)法兰克福犹太社区的历史，对德国犹太人来说是有代表性的。1525年，农民起义引起城市手工业者攻击犹太人的风潮。这种风潮于1530年平息，但紧张气氛并未减弱。1612年手工业行会要求压缩该市的犹太人口，降低犹太人贷款的利率。市政管理机关拒绝了行会的要求，德皇本人也支持市政管理机关的决定。1613年该市秘密委员会从法兰克福驱逐财产少于15000盾(德国当时的金币)的犹太人，不允许新犹太人迁入该市，强迫留下的犹太人购买债券，把犹太人的贷款利率降低到5—6%，犹太人必须每周一次参加基督教布道。结果，60个犹太家庭被驱逐出法兰克福。德皇作出有利于犹太人的干预，下令允许被驱逐的犹太人返回。但是，1614年8月22日爆发了剧烈的反犹事件，犹太隔都区遭到袭击，虽然犹太居民奋起抵抗，然而一个大门被攻陷，在13个小时中，犹太住宅遭到掠夺和毁坏。聚集在犹太墓地的1380个犹太人获准离开了该市。德皇再次干预，处死了暴乱的罪魁，犹太人在军队的陪同下返回。

在德国经常举行犹太代表会议，主要是协调税收，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实施迫切的改革。1456年，在宾厄姆举行的会议就已通过了德国所有犹太社区都必须遵守的决议。16世纪上半叶犹太人自我管理的统一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为各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1650年，即30年战争结束两年后，为了重新组织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犹太社区的统一领导，在摩拉维亚召开了会议。会议上选举了9名宗教课程的教师，他们制订了一些新决议的详细大纲，这些决议涉及青年学习的改革、拉比院和耶希瓦的改组。与此同时，实行了支持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措施。还制订了选举社区首领和最高负责者的程序。决议制订者力图避免从外部对犹太自我管理事业的任何干预。例如，被选举担任社区首领职务的人应该发誓，他不会为谋求这项任命而求助于当局。

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对犹太人的状况发生严重影响。14—15世纪大量犹太人从德国迁居到意大利，在15世纪后期许多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又来到这里。在梵蒂冈暂时还笼罩着文艺复兴精神，罗马教皇没有特别严格地遵循中世纪的规定，犹太人、甚至信奉犹太教的马兰内可以自由地居住在教皇国的城市中。16世纪初期，意大利犹太社区数目增加了。在港口城市中，西班牙犹太移民从事海洋贸易，包括同土耳其的贸易。意大利犹太人口的增长引起教会和市民的不满。1475年在特兰托发生了控告犹太人用基督教徒的血祭神的事件。1516年，威尼斯政府对犹太人作出一系列的限制，犹太人必须居住在铸炮厂地区一种被特别隔离开的地点——ghetta(由此产生了“隔都”这个术语)。意大利其他城市仿效威尼斯的例子，强制犹太人集中居住在城市被隔离的地区的做法传遍整个欧洲。

16世纪下半叶在梵蒂冈，然后在整个意大利，反犹情绪日益加剧。1553年，罗马教皇尤利三世下令焚烧《塔木德》。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他同意由僧侣检查《塔木德》和其他犹太著作。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颁布反对犹太人的训谕，在意大利全境建立隔都。同一年，他下令把教皇国中安科纳的马兰内递交法庭。25个忠于犹太教的马兰内、包括一名妇女被折磨至死。27名“悔悟的”马兰内被派往马耳他岛服苦役，结果，他们在途中逃脱。

犹太人企图利用经济压力来反对基督教国家政权对自己的迫害。犹太人威胁要对安科纳实行贸易禁运。不过，意大利犹太人的某些代表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做会给教皇辖地下的所有犹太人带来威胁。

16—17世纪，东南欧大部、整个小亚细亚和中东、包括巴勒斯坦以及北非都被纳入土耳其帝国的版图。土耳其当局对犹太人比较友善，在当时的犹太著作中可以发现对穆斯林和土耳其执政者明显的好感。土耳其人乐意接纳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进入自己的所有领地中。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从突尼斯到巴尔干的土地上创立了新的犹太社区，这些社区逐渐同已经存在的当地犹太社区相融合。在穆斯林国家中，犹太人广泛进入城市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中，并在地中海贸易中也起到很大作用。被驱逐的西班牙人犹太人中的某些知名人士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在这方面，唐·约瑟夫·纳西的命运是有代表性的。在土耳其苏丹(土耳其皇帝的称号)的帮助下，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土耳其，并成为宫廷的亲信。基督教国家的执政者，例如奥地利皇帝、波兰国王和其他许多人都请求约瑟夫利用自己对土耳其苏丹的影响为他们效力。1564年，苏丹把太巴列城连同郊区赏赐给约瑟夫，1566年又任命他为纳克索斯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长官。1570年，唐·约瑟夫是同威尼斯作战的主要倡议者，战争以后他成为塞浦路斯和瓦拉几亚的实际统治者。犹太同时代人证实，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教会土耳其人使用枪炮，从而使他们取得巨大的胜利。

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始在包括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大部分领土上犹太人的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他们中大部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促进了16世纪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策费特的繁荣。许多犹太人从事国际贸易，既从事陆上贸易——同中欧和西欧的贸易(通过波兰和立陶宛)，又从事海上贸易，其路线包括地中海和大西洋欧洲沿岸，从而把奥斯曼帝国同尼德兰和德国西北部联为一体。这样，经济活动巩固了三个最大的犹太聚居中心——奥斯曼帝国、波兰和西北欧之间的联系。而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也同中欧、西北欧和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它的黑海沿岸和巴尔干半岛发生了大型贸易。尼德兰和德国西北部的犹太人同样和自己的中欧同胞进行活跃的贸易，中欧犹太人购买奢侈品，主要向当地贵族出售或者向东方出口。尼德兰和德国西北部的犹太人还同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进行贸易，从他们那里购买殖民地来的商品，如茶、咖啡、可可、香料等，向他们出售奢侈品、衣裙和书籍。这样，犹太人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大大促进了近代初期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人口和经济的观点看，中欧犹太人是犹太人经济活动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不过，他们也由于经济活动而获利。德国犹太人把西北欧和奥斯曼帝国产的奢侈品和钻石的出口业务，同从波兰和立陶宛的进口农产品、牲畜、饲料和马的进口业务结合起来，这使得他们在17世纪末期在许多德意志国家的经济中获得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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