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包胥

属于::春秋时期历史人物

人物生平

“兴楚”誓言

楚平王本来是有作为的君王,“息民五年”,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费无极作为太子建之少傅因不受太子建重用,便阴谋谗害太子建与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先劝说楚平王为太子建迎娶秦国公主,待到秦国公主来到楚国,又挑诱楚平王将公主据为己有。太子建因此也被发配到成父守边。费无极又谗言说太子建有怨言,要谋反,并责怪陷害太子建之太傅伍奢,并且企图将伍奢及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即伍子胥)一并杀害。伍尚入宫而与伍奢同死,伍子胥却出奔并立志为父兄报仇。

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字)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责备伍子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自己的“义”(孝),谓之以“勉之!”既是申包胥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春秋时期国君几乎就等于诸侯国,很难将诸侯国与国君区分开来,而且“君臣之义”较为淡泊,君臣反目相拭的情形很常见,这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也是对伍子胥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伍子胥的勉励。但是申包胥没有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表明申包胥将对国家的忠诚视作“大义”,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申包胥选择先对伍子胥“勉之”(而不是“大义灭亲”,以除后患)再“我必能兴之”,这充分体现了申包胥内心的矛盾与坦然,对朋友、对国家都是执着的热情。

楚国危亡

伍子胥辗转奔波,最终来到了吴国,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并献“扰楚疲楚”之计,对楚国进行轮番攻击。

而这个时候,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虽然诛杀了费无极,但是“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

下》),对外又欺凌小国,使楚国陷于孤立被动。

昭王十年(西元前506年)因子常的贪婪而羞辱唐、蔡两国国君,吴国趁机联合两国共同出兵,以伍子胥、孙武等为将,连战连胜,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

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抢掠。《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榖梁传·定公四年》载“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可见,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伍子胥在郢都,也为了泄愤对已故楚平王“鞭尸”(对此史载不一,或言鞭尸、或言鞭墓)。

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虽然“亡于山中”,但是还是派人劝诫伍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对伍子胥的劝诫,一方面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但是对于伍子胥“鞭尸”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这样的行为只能泄愤,引起楚国人民的不满),同时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对伍子胥劝诫不成,只好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兴楚”的誓言。《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载:“棼冒勃苏曰:‘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嬴粮潜行……”

泣秦廷

申包胥究竟应该到那里去请求援助呢?当时的局势,只有秦国与晋国有实力帮助楚国击败吴国。而晋国与楚国长期争霸,吴国也是晋国扶植起来削弱楚国的;楚昭王是秦国公主所生,也就是秦哀公的外孙,秦国与楚国有着紧密亲缘关系,而且在春秋时期因为与晋国的关系长期保持联盟关系,因此也就只有秦国有实力、也能够帮助楚国复兴。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没有失却冷静,表明申包胥具有较高的政治眼光。

申包胥“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

申包胥的忠诚与坚毅终于打动了并惊醒了秦哀公,秦哀公亲赋《无衣》,发战车五百乘,遣大夫子满、子救楚。吴国因受秦楚夹击,加之国内内乱而退兵。楚昭王复国后要封赏申包胥,他坚持不受,带一家老小逃进山中隐居。

力战“兴楚”

成功的搬来秦国的援军后,申包胥身先士卒与吴军交战。《左传·定公五年》载“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于沂。”

这时越国也从吴国的后方袭击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吴军连续遭遇失败,引发了内讧,“阖闾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而更为重要的是,吴军的侵略行为与暴行,激起了了楚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榖梁传·定公四年》云:“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也载:“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

在如此形势下,吴军不得不退出楚国,楚国成功复兴。

应该说,楚国复兴的根本原因是楚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戍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的思想光辉。

不过,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楚国的国力,吴国是难以吞并的,但是楚国若单凭自己之力,也难以那么快将吴军赶出国境,而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身先士卒初战告捷,进而迫使吴国内乱,楚国得以迅速将吴军赶出国境,成功复兴。楚国复兴之后,很快就从失败的创伤中走出来,楚昭王二十年灭顿、灭胡,楚惠王十年灭陈、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依然保持了第一流强国的地位,进入战国后也是“战国七雄”中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申包胥在伍子胥出奔的时候表示“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在楚国真的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候,申包胥又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这一誓言。

拒赏

楚国历经艰难,终于成功复兴,申包胥也践行了“兴楚”的誓言,楚昭王论功行赏,认为申包胥忠勇可嘉“封之以荆五千户”(《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但是申包胥却不认为自己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辞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左传·定公五年》)申包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作为都是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吾尤子旗”(子旗帮助楚平王登上王位,被任为令尹,次年,与人勾结,贪求无厌,被楚平王杀死。),通过表明自己痛恨子旗来表达自己淡泊名利。

据说楚昭王想以命令的方式让申包胥节士,但是申包胥“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闾曰“忠臣之门”。

对于申包胥的逃赏,《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七回《泣秦庭申包胥借兵,退吴师楚昭王返国》予以加工解释:“(申包胥谓其妻曰)吾始为朋友之义,不泄子胥之谋,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实耻之!”其实是以当时的观念去理解申包胥的作为,没有把握好申包胥的形象。在申包胥那个时代,复仇之风是很盛行的,而且是很受赞扬的,但是忠义观念却有所欠缺,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他国效力,并且因为国君而仇怨自己所出生的诸侯国的事情也常见,申包胥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申包胥“不泄子胥之谋”在那时看来是值得称赞的“义举”,不能说申包胥是为“小义”而误“大义”。

使于越

申包胥虽然“逃赏”,但是没有忘记自己对楚国的忠诚,在“逃赏”近三十年之后(《左传》载申包胥“逃赏”的时间是鲁定公五年即西元前505年,而《吴越春秋》所载申包胥出使越国的时间是勾践二十一年即西元前476年。)出使越国,坚定勾践伐吴决心并教句践以“智、仁、勇”三策。

申包胥先是以激将法,分析吴国正盛,试探越王句践伐吴的决心,再问句践何以战,最后点出“智、仁、勇”三策,可见,申包胥是一位眼光深远、善于剖析利害的战略家。

申包胥对勾践的教诲,对于勾践灭吴有较大的帮助,《国语·吴语》随后载句践言“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申包胥实现了楚国对吴国的报仇。

身世谜团

申包胥身世有三种说法:一为三皇之首包羲后裔王孙名包胥姓包,封于申,史称申包胥,又称王孙包胥;二为黄帝子孙芬冒后裔名芬冒勃苏姓;三为神农后裔名申包胥姓申。还需申包胥后裔包姓与熊姓申姓三姓后裔,做基因鉴定决定包胥的正确身世。

相关史籍记载见《史记正义·秦本纪》、《左传·定公五年》、《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左传·定公五年》、《国语·吴语》

历史评价

春秋时代是“乱臣贼子”迭出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涌现出申包胥这样一个执着、忘我的爱国忠臣,正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个那个时代,更照亮了中国历史。

当好友伍子胥言“我必覆楚”时,申包胥则谓“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他的“义”,而是去践行一个更大的“义”——对国家的忠诚。

在楚国国都陷落、昭王出奔,申包胥“不受命”就一个人来到秦国请求援助 “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秦哀公没有立即答应,于是“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打动了“素沉湎,不恤国事”的秦哀公。可见,申包胥对于国家的忠诚是执着而又热烈的,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生死的地步。

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兴楚成功后,申包胥简单的以“非为身、非为名、非卖勇”婉拒昭王的赏赐并退隐。从申包胥先前的作为来看,断不会贪图名利,且楚昭王是一个较为贤明仁善的君王,申包胥功成身退,可知不是出于“飞鸟尽,良弓藏;狡死,走烹”的原因,而是出于真心。这表明申包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自己的一份职责,是出于对祖国的真心的忠诚。而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又不辞劳苦出使越国,为越国灭吴做出了贡献。

在那个“礼乐崩坏”,臣弑君、子弑父的时代,在那个各国人才为了自己的恩怨或者施展抱负纷纷游走他国的年代,申包胥始终尽忠于自己的祖国——楚国,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忠”的涵义,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忠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