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志》 第四卷 研究与影响 第一辑 古代研究
周文王立太公为师，周武王尊太公为师尚父;作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老，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也尊太公为师; “三分天下，周有其二”和“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计居多”，都说明太公思想及其事功在当时已经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影响是研究的前提。从太公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到辅佐武王牧野伐纣而“与天下更始”，是太公思想得以贯彻实行的过程，也是得以研究和光扬的过程。可见，太公思想的研究和发扬，始兴于他的当代。 实行太公的治国安民之道，国家就昌盛，不行其道，国家就衰落或败亡。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辅佐成王继位而“君临天下”。管、蔡、武庚及淮夷的反乱既平，“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公于是次序“官政”，作《周官》，以兴礼作乐、推行尊尊亲亲之道取代了太公佐文武制定、实行的一张一弛的治道。所以，周王朝不久就出现了“文武之道缺”的衰微气象。周穆王为了补正其缺失而再振王纲，不得不召吕侯为王官，以重新推行太公亦礼亦法即一张一弛的治道。吕国是伯夷后裔，太公同族。吕侯承伯夷、太公等祖业而不废，故能重行其道而复兴其功，于是因时势之宜而修成《吕刑》。《吕刑》的修成，使伯夷、太公传承的政教刑禁之道得到了综合归纳而结集为中国古代刑法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太公思想在齐国， 在田齐湣王之前， 始终被奉为富民强国的指导思想。管仲以“修旧法而业用之”为富强齐国的根本原则。“旧法”即“先王之法”。所以管仲修旧法首先就是修行太公之法。《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前圣建国本，后盛修善政，前圣后盛一脉相承，因而孕成了泱泱大国之风。继承的前提是研究。所以桓公的强盛是研究、继承、弘扬太公国本的结果。《唐李问对》李卫公答太宗之问说：“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 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犹《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周初作为王朝典册存档的《周史六?》，因东周以后，诸侯兼并的发展，“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方面的理论，成为亟需的指导理论，故太公的《金版六韬》得渐传于世，而为桓、管称霸的需要，“太公之遗法”首先由齐人“得之”并“复修”起来，因而能以“节制之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李卫公所说“齐人得其遗法”，或管仲“复修太公法”“管仲制齐之法”及《司马法》所得“太公之遗法”等，主要指用兵之法而言，但不局限于兵法。这说明了研究、继承太公思想的过程。 田完奔齐而不奔他国，陈国内乱是一个原因，而精研太公思想并崇尚太公治国之术也是一个原因。所以田齐继姜齐之后，仍以继承和发扬太公的功业为国策，以继承和效法桓公、管仲修行太公的国本为国策。他们自称“高祖黄帝，迩嗣桓、文” (齐国铜器《陈侯因 敦》。) ，实即上承黄帝以下的太公等诸明君的治道，下继桓公、管仲、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是桓、管的霸业。田完五世孙孙书，以研究和继承太公的兵法韬略而成为名将;孙书之后孙武继承祖宗之业，习韬略，善用兵而成为“武圣”，所著《孙子兵法》成为“武经”。田氏族人田穰苴以精研太公兵法而“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精通兵战之法，有兵书《司马法》传世，或传为《司马法》是齐威王时的兵法辑录。《司马法》是太公对黄帝之法“绍而明之”的产物，它以崇仁尚礼为本，提倡以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战。史传“《司马法》本太公者也”，故只能由齐人传承下来。总之都是齐人对太公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等研究、继承的成果。 战国时期，作为政治开放、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文化发达的产物百家争鸣兴起于齐国稷下学宫。当其时，太公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及其哲学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研究、再论证和再认识，托名著作纷出，多是对太公思想研究、论争、探讨、发挥或归纳的结集。这些结集，对当时六国政治的改善，尤其对齐国政治的昌明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对后世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太公以其圣明建起了富强的“国本”，没有桓公、管仲等齐国历代明君贤相修行、继承太公“国本”的“善政”，百家争鸣的学风不会兴起于齐国。齐国太公之后历代君主对太公“国本”的继承发展及其成就，战国稷下学在齐国的兴起，大都是太公思想与事功影响的结果，也是齐人及其他邦国贤哲对太公思想研究、继承的结果。至百家争鸣之风在齐国兴起，则把对太公思想的研究推向了最高峰。在这一时期的诸子著作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鬻子》《墨子》《楚辞》《吕氏春秋》《尉缭子》《尸子》《鬼谷子》《战国策》等论述中，都有对太公思想和事功的称述或专论。 从西汉开始，对于太公思想学说的研究和继承突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而尊贤尚功、言路开放、博取众长等开放思想因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世袭制度的推行而被贬抑和罢黜。从此以后，百家争鸣废而儒术独尊兴，太公尊贤尚功废而周孔尊尊亲亲兴。以此而成“礼制”。这种礼制的存在与中国封建社会并终始。 汉武帝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支持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研究和奉行太公、管仲的通货积财之道。 从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98年，武帝先后实行“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 ， 效法太公、管仲开发山川之利、实行本末并重的生财致利之道，收到了“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的实际效益。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公开指出：太公辅佐文王、武王取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有才德的人得到适当的官位，就如蛟龙得水，腾蛇兴云驾雾一样施展其才能，建立其功业。御史大夫举公孙弘以讲《春秋》做了丞相，官高位重，掌握国家大权，又加衣食简朴，成为国人效法的榜样，但却无益于富国强兵、无益于国家治理为例，说明“法周公”“法孔子”的“百世不易之道”不是什么振兴、富强之道。出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御史大夫申明他们师承太公的经济方针，并说明了他们师法太公“财蓄货殖，世为强国”之道的成就与效果：从前太公受封在营丘，开辟荒地，定居下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商业，竭力提高女工纺织、刺绣、缝纫水平。因此邻国都来齐国进行贸易往来，齐国的物资财富不断增长，从那时起，齐国就跨入了强国大国的行列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继承齐国前代国君的事业，特指继承太公建立的功业，运用轻重理论，指导经济改革，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于是制服了强大的楚国而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现在，御史大夫均学习太公、桓、管的办法，统筹盐、铁官营，开发山川资源，物资一天天丰富起来。因此，朝廷费用充足，百姓也不穷困，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朝廷和百姓都相应地富足起来了。所有这些，都是善于筹算计划的结果，并不是光靠种田养蚕发展农业所能取得的。 与御史大夫相对的是贤良文学。针对贤良文学坚持“法三王”“法周公”“法孔子”的主张，御史大夫指出：文学效法你们的祖先孔丘，颂扬他的功德，自以为自古到今，他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孔丘在鲁国、卫国一带宣讲儒道，在洙水、泗水一带实行教育感化，他的学生并未因此而变好，当时的天下和鲁国并未因此而治理好，鲁国反而衰落得更厉害了。御史大夫指出：天地为了平均有无，而使万物流通……江河湖泊的鱼产，齐国莱地、黄县的鲐巴鱼，多得吃不完，但是邹、鲁、周、韩一带的人，只能吃些粗食野菜。自然资源不是不富足，山海之利不是不丰饶，邹、鲁等地百姓贫困，是财物得不到流通交换的结果，也就是封闭的结果。 以上引自《盐铁论》《本议》《通有》《刺复》《论儒》《轻重》等篇。可以说，御史大夫引据的经济理论都是太公、管仲既已成就的富国强兵的事实。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大夫，对太公经济思想研究、继承、实践的结果是“财蓄货殖”“上下俱足”。可知《盐铁论》是汉人研究齐国经济的第一部论文集，是汉代研究、发扬太公思想主要是经济思想的论集; 书中鲜明地表述了开放和封闭的两种政治、经济思想的对立。武帝时期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就，表明了太公思想对西汉朝的强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诸子著作如《淮南子》《贾谊新书》《新语》《孔丛子》《春秋繁露》《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以及《礼记》等，都有对太公思想及事功的称述或专论。 总之，汉代对太公思想审视的比较全面和深刻，如：汉初政治家陆贾，特重太公的政治思想及其修道术的功德，他伊、吕并论而不提周公；张良、韩信特重太公的兵法韬略及政治思想，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桑弘羊为首的西汉御史大夫特重太公的经济思想，并以师法太公的富强之道而大有成效；太史公全面推崇太公的治道，如因俗简礼、政令平易近民、尊贤尚功的政治思想，使齐“冠带衣履天下”的经济思想及其吊民伐罪的武功等； 刘安、 刘向、盖宽饶等推崇太公的治道，突出为尊贤尚功及“官天下” 思想； 班固、王充、王符等全面推崇太公的经世济民之道而突出了他的“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及为周设立“九府圜法”的历史贡献，因而称太公“用能造周”。《汉书·食货志》特别标树了太公所创立的九府之制，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确实是创建了开山的功业。从上面可以看出，汉人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已达到了方方面面，而且各有成效。例如陆贾指出太公修道术为立国之基，因而称为《道基》，即治道的基础，这不能说不是卓见；刘向、班固等尊崇太公的“尊贤智，赏有功”，特别指出太公所行“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任人唯贤路线的实质，说明他们的研究不但达到了一定的广度，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对于太公军事思想的研究， 秦汉以后方兴未艾。 继《管子》之后，《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子晚子》乃至《三略》等兵学著作，都是对太公兵法研究、充实而成的代表著作。战国末至西汉初期，“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 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唐李问对》。)。而穰苴、孙武都是太公兵法的承传者。张良、韩信都是以继承、研究、发展了太公的兵法韬略而辅助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的。 迄于张良、 韩信时， 传世的兵法凡182家。经张、韩“序次兵法”，“删取要用” 而“定著三十五家”。无论182家或者35家，多为太公兵法之流。至任宏校理前代兵书并分别门类时，先对太公法进行了研究和审定，在考名求实的基础上，使太公兵法得以广泛流传。刘歆继其父刘向总校群书而辑成《七略》的《兵书略》时，同样先着手于太公兵法的研究、审订和编校，进一步扩大了太公兵法的流传和影响。西汉去古不远，其真伪考定的依据更确。正是在上述“删取”“定著”“校理”“审订”的基础上，在数经考名求实、真伪辨定的基础上，《汉书·艺文志》才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太公·谋》八十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的著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六韬》竹简，是太公兵法在汉代得以广泛研究和流传的物证。 东汉时期， 研究太公兵法的人更多， 称述和研究太公思想及事功的遍于朝野，《白虎通》 作为官书的代表， 另如《潜夫论》《论衡》《新论》《中论》《铭论》《风俗通》《人物志》《皇览》等著作中都有太公思想、事功等的专论。此外，《后汉书·何进传》 《后汉书·徐璆传》 《后汉书·方术传》都称太公《六韬》，都把《六韬》视为太公的著作或代表太公思想的著作。至东汉末年，研究和师承太公、管仲兵法的代表人物应该推数曹操和诸葛亮，曹操有《太公阴谋解》三卷传世，使太公书声价更高。从汉魏六朝迄于隋，托名太公的兵书纷出，反映了当时太公思想的研究和影响不断延续和扩大。继《七略》《汉志》《七录》《隋志》之后，唐宋正史的艺文或经籍志，都大量载录了托名太公的著作，之外，如《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通典》《通志》及《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中，都收录了大量题名太公的著作，都说明了对于太公思想的传承、研究在继续深入，其影响在继续扩大。在?曹操、?诸葛亮之后，房玄龄、李靖、唐太宗、魏征、唐玄宗、唐肃宗等明君、贤相、名将相继对太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及军事思想展开了比较全面广泛地研究、弘扬，唐太宗和李靖尤其肯定了太公兵法的领先地位和突出贡献，《唐李问对》一书更高地树起了太公的兵家形象。唐代皇帝追尊太公为武成王，并为之立庙建祠，都是对太公思想和事功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研究的开展，扩大了其?影响。?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0年)选编而成的《武经七书》，是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变法路线的产物。《六韬》作为武经之一而被朝廷颁之为武学教材，其影响在继续扩大自不待言。 除《武经七书》 之外，宋代有更多的研究姜太公其人其书的论著行世，如《武经七书讲义》 《武经总要》 《唐会要》《资治通鉴》《古今考》《习学记言》《容斋随笔》《黄氏日抄》《素书》《困学纪闻》《识遗》《事物纪原》等，既研究太公其书，又研究太公其人、其思想，故有一定价值而得流传不废而及于今。 明清研究太公思想、事功及其著作的书和论文略有《子牙子评点》《武经七书直解》《武备志》《三才图会·人物》《潜书》《武经七书汇解》《纲鉴易知录》《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及《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等，另有大量考证、研究书目见本篇第四章书目举要。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与宋、元相同，一方面称述太公的文德武功，另一方面则是对太公书进行着真伪之争。 由于“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时非古人”的“非通方之论”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六韬》。) ，故宋明以来的姜太公研究，范围较汉人的研究狭窄了，政治、经济思想少有涉及，而突出了太公兵法的研究和太公《六韬》的真伪之争。宋元迄于明清时期，对太公思想主要是太公著作的研究分为两个支流：一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即为追求富国强兵之效而研究，他们坚持《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及新旧《唐书》的成说。二是出于考证的目的，是为文人的学术研究而研究；他们指《六韬》是“伪书”，当然其中不无标新立异的目的，因此而有真伪之争。如《武经七书》等追求实效的著作举不胜举；而考定《六韬》之伪的以《读〈六韬〉》，叶适撰，收入所著《习学记言》中；《〈六韬〉考证》，王应麟撰，收入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辨〈六韬〉》，黄震撰，收入其《黄氏日抄》中；《四部正伪·六韬》，胡应麟撰；《古今伪书考·六韬》，姚际恒撰；《姚姬传全集·六韬》，姚鼐撰；《丰镐考信录·六韬》，崔述撰，收入其《崔东壁遗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