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志》 第四卷 姜太公的影响 第一辑 第二辑 历代王朝铭封
周文王拜太公为师，周武王尊太公为师尚父。太公佐文、武灭商兴周，功德第一，故周人铭其功德于金石。蔡邕《铭论》：“武王践阼，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之铭十有八章，金人缄口以慎，亦所以劝戒人主，勖于令德者也。吕尚作周太师，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 三代以来，昆吾氏以善冶著称。《逸周书·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这里的冶是铸造工匠。而昆吾之冶则是最好的铸造工匠。昆吾冶铭太公之功于金版的时代，非周即汉，秦朝不会有此举。《铭论》“诸侯言时计功”称引的是《春秋》之义，因而定为周人铭太公功德于金石。所谓“言时计功”，即“举得时，动有功，则可铭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所说正好合于太公之铭。 《文心雕龙·铭箴》：“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尚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 《文心雕龙·铭箴》是继《铭论》之后写成的。在周代，“言时计功”而铭于金版的人，太公居于第一。 大凡务于安邦兴国的君主大多尊崇太公的治国安民之道。继汉武帝、桑弘羊之后，唐太宗和李靖等十分崇尚太公兵法及其政教。《新唐书·礼乐志》：“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从此揭开了追封太公的序幕。因为王朝这种建祠立庙多与追封相伴而行。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辛未四月十八日，诏令两京及天下诸州，择定仲月(二月和八月)上戊日行祭。天宝六年(747年)丁亥正月，玄宗诏令：乡贡武举人上省，仿照明经进士惯例，到太公庙行乡饮酒礼；凡出师命将，师行之日须到太公庙引辞，凯旋之日也要到太公庙告捷。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 庚子闰四月十九日敕告天下：“当年周武王创业立基，安定天下，惟赖师尚父辅佐而功成业就。更况太公的文德足可为师法，武功足可止乱禁暴。考查古昔，功德无出于其右者，故隆崇其飨祭典礼。”对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必须依照文宣王(孔子)之庙建庙。并使中书门下，选择古今名将配飨，一如文宣王庙配飨亚圣的做法，即“飨祭之典，一同文宣王”。德宗建中三年 (782年)壬戌七月，史馆简选田穰苴、孙武、韩信、诸葛亮等为“十哲”分列左右，又选范蠡、孙膑、廉颇、曹参等64名将配飨并“图形焉”，并以释奠礼(即同于祭孔子礼仪)行春秋祭典，选派上将军充任奉献官。 德宗贞元四年(788年) 戊辰八月，兵部侍郎李纾站在独尊儒术、独崇礼乐的立场上，奏请贬损太公的封位，认为文宣王是“百代宗师”，“有生人以来，一人而已”；认为武成王与文宣王并称，即“飨祭之典，一同文宣王，非不刊之典也”，是太过分了，或称“恐未为允”。与李纾相对的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24人则指出：当今兵革不休，应该崇尚武教以尊古，重视忠烈以劝今，要贬损太公封位，大不合激励劝教之道。追封以王位，按时祭祀，作为武教之主，必须尊其礼，文、武二教，国家理应并立并重，“废一不可”! 九月，有敕：以上将军以下充任献官，“祭飨献仪，具《开元礼》”，即遵行开元十九年四月的诏令规定，所以“自是，以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为三献”。(《新唐书·礼乐志》。) 至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戊申十月，宋真宗泰山封禅后，又去曲阜祭孔子。同时发诏书说：只有师尚父能够辅助周文王、武王以兴隆周朝，应加谥“昭烈武成王”之号，仍要在青州建祠立庙，以昭其功德。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置立武学于武成王太公庙。 宋神宗熙宁(1066-1070年)中,兴建学校,以上等房舍招贤养士,同时又在武成王庙侧设立武学,体制模式都如太学一样,礼仪也相同。 《元史》卷七十五《祭祀》：武成王庙立于枢密院公堂之西, 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