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罢除学校，文化统制
当时，本来国子监的博士品级就很低，最高长官才五品，相当于大州副职，而一般的助教则是勉强挤进国家官吏之列，实在是没什么地位。官品低不仅是地位低， 还直接关系到经济待遇。根据隋朝官俸规定，正五品二百石，日子过得差强人意。从七品七十石，从八品五十石，持家维艰。而助教和书、算二学博士最为可怜，据 "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的规定，虽有官品，却无薪俸。唐朝书、算博士虽为从九品下，但有俸禄，与隋迥然不同。
更可悲 凉的是学官无权无势，衣食所在的乡村本家，不能享受官人的经济特权，常被胥吏上门课税，窘态毕露，投诉无门。这种情况还不限于学官，大凡文职儒士，概莫能 外。刘炫在炀帝时擢升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文帝时代。他任职秘书、内史和门下三省，却"为县司责其赋役"圆。虞世基在陈朝灭亡后，被迁入京， "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王孝籍入秘书省参修国史，"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不得已向吏部尚书牛弘投诉，牛弘虽然同情，却无可奈 何。贫寒所迫，便顾不上廉耻了。名儒刘炫伪造古代逸书百余卷，送官请赏，为人告发，竟至死罪，后来虽免死除名，却已是斯文扫地了。国贱待学人，则谁肯皓首 穷经以求贫贱？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文帝不自反思，却怪罪于学校空设，错上加错。
隋朝学官社会地位低，文人经济待遇差，根本原因还在 于统治者内心深处看不起文人。刘焯在当时被誉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文帝令他服侍蜀王秀，他不愿意，迁延不肯就任。蜀王大怒，派人将 他枷锁擒来，罚执兵役。刘炫也曾因为不肯奉诏服侍蜀王而被铐送至蜀，被迫执杖充当门卫，饱经羞辱。动不动就捆绑枷铐文人，还故意逼迫他们从事非其所长的军 役，在隋朝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卢太翼被强征为太子勇从官，太子遭黜，他竟坐死罪，文帝"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宫奴"；孙万寿被征为王府文学宫，只因衣冠不 整，就被配防江南。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在那瘴气弥漫、禽兽出没的戍地，悲愤地控诉道：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
文帝的这一举措使大隋文化顿时土崩瓦解。隋文帝实施这样的政策和他不悦诗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隋书·高祖纪》结语称杨坚"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诗书是指惴辣经典《诗》、《悟》、《易》、《礼》、《乐》（早已亡佚）、《春秋》，存当时也包括 史书类典籍在内，泛指文史类典籍而言。杨坚不悦诗书，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和史部书籍很不感兴趣，而这些典籍自两汉以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治国安民的 理论与经验所在，奉为治国安民的法宝。
杨坚的"不悦诗书"，造成了他的"素无学术"。杨坚个人素质中的种种缺欠，当然各有其形成的环 境与条件，几乎又都不同程度同他的不悦诗书、素无学术有着重要的关系。作为开国皇帝，称帝前在个人修养的上种种缺欠，是可以通过学习治国安民理论来加以弥 补，并收到可观的成效，杨坚却没有这样做。
隋文帝杨坚于即位之初，颇为重视振兴学校。为实现国家对各级学校的有效管理，他创设国子 寺，令其从太常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国家教育部门的最高行政机构，于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又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形成了所谓"六学"系统， 并出现了"京邑达乎国方，皆启学校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盛况。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隋文帝在他去世的前三年，即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乙丑日，却下达一道诏书：
儒学主道，训救生人，识父子君臣之史。知尊卑长幼主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赞理时务，弘盖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 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秋，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景，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 励。
诏书颁发后，隋文帝下令"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校并废"。事实上，全国的各级学校一律被废除，国家级学校的六学中，只有国子学中保留70名学生而已。
隋文帝的诏书虽然承认儒学和学校对于兴德救、移风易俗、为同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但竟以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来自德为代范， 才任国用"为理由，下令废除各级学校。纵使当时各级学校的学生不合乎规格，其原因并不在设置学校过多，而是办学不利，应从办学措施上加以总结和改进。所谓 的"今宜从简"，实际上等于废除各级学校。
就在隋文帝下诏废除学校的同一天，隋文帝还下达了另一道命令：派遣专使向各州颁布舍利。和佛教的蒸蒸日上相比，儒学教育江河日下，惨不忍睹。
隋朝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是平陈以后的事，哪怕往前追溯到开皇三年（583年）的劝学诏令，也不过十余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就一代人材，短短 的十来年，充其量不过开了个头，而仅此就对学校横加指责，实在无理。而且，中国古代的学校本为教育的场所，若刻意以实用知识衡量之，则迹近吹毛求疵。同 时，人才积累过程，正是改变隋朝"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的唯一途径。文帝无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强行解散学校，无疑是专制主义的恶政。唐朝魏征等人 对此分析批评道："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硪非笃好"。至为公允。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从开皇中期开始，对思想文化的钳制确实是大大加强了。
其实，自平陈以后，文帝就大大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开皇十三年（593年）上半年，文帝连发两道诏令，一是规定"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二是"人 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翌年，再禁民间俗乐。开皇十八年（598年），加重对巫蛊的惩处，规定："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 裔"。这些禁令其实就两类，一是禁止非法宗教活动；二是禁止非官方的文化活动。这两条看似平行之线延伸至开皇末年而交汇，其结果就是废学与颁舍利于天下。 换言之，宗教崇拜是为了现世的领袖崇拜，而非理性的迷信必然辅以愚民政策，迷信与愚民双重变奏，都是为了加强专制集权的。这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专制政治的一 条规律了。
上一篇：第五节 天下一统，交好远邦
下一篇：第四节 攻克建康，平定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