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节 问辩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 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 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 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 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 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 生焉。"
【译文】
有人问："争辩是怎样产生的呢？"
答："是由于君主不明才产生的。"
问的人说："君主不明，因而发生争辩，这是什么缘故呢？"
答："在英明君主的国家，君令，是最为贵重的言词；国法，是最为适宜的行事依据。讲话不能双方都贵重，国法不能双方都适宜，所以言行不符合法令的一定要 禁止。如果没有法令依据，又能应付巧诈机变，产生利益而又能推断事理的，君主若一定采纳这种意见就得责求实效，讲的正确就有重赏，不正确的就有重罪，以此 愚昧的人畏罪而不敢讲话，明智的人也没有必要争辩。这就是没有争辩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发布命令，而百姓就用儒家的经典来诽谤；官府颁发法令， 而百姓就用自己的行动来违反，人君反倒收回法令而尊重儒者的智行，因此世上儒者增多。所谓言行，是以功用为目的的。磨利打猎的箭头而随便发射，那箭头所中 未尝不是细微之处；然而不能称之为善射，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目标。设置一个五寸的目标，拉开十步远的距离，不是羿、逢蒙就不能全部射中，这是因为有固定的目 标。所以有固定的目标则羿、逢蒙以射中五寸箭靶的靶心为巧，无固定目标，胡乱发射而射中秋毫为拙。如今听言观行不用功用作为衡量的标准，话尽管讲得非常精 明，行为尽管非常坚定，也是随意妄发的一类。因此乱世的君主听言，以高深莫测为高明，以广通典籍、言辞华丽为善辩；观察人们的行为，以脱离人群为圣贤，以 抗上为清高。君主喜欢能言善辩的言论，尊重清高抗上的行为，所以创制权术的人制定行为的规范，辨别争论的是非，然而没有人给予肯定。于是穿着儒服而佩戴刀 剑的人多而耕田参战的人少，‘坚白’、‘无厚’的言论显荣，则君主的宪章法令却销声匿迹。所以说：君主不明争辩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