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节 八说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 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 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 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在，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 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 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澎上， 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 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 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 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锸；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于城距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 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 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 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 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 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 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贿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 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 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 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 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为能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不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 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 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 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日侠，人主肆意陈欲日乱；人臣轻上日骄，人主轻下日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译文】
为故旧之交谋私称作不弃，用公家钱财分给大家称作仁人，看轻俸禄、爱惜自身称作君子，违背法令侍奉双亲称作有孝行，放弃官职以重友情称作侠义，离开人世 逃往山林称作高傲，强争巧辩、背逆法令称作刚毅之材，行小恩小惠以收买民心称作得民心。所谓不弃，官吏必有奸私；装作仁人，公家钱财肯定要损失；官吏成了 君子，百姓就很难听从命令；犯法有行，法制就会败坏；有侠义的行为，官吏就会旷职；官吏对上高傲，百姓就会不听上令；抗上辩争，法令就推行不了；臣下得 民，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个人的私誉，是败坏君主的大敌。与这八种情形相反，个人的私弊毁灭了，君主的公利才能建立。君主不明察它们对 国家社会的利害，而容忍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不混乱，不受危害，那是不可能的。
给人一定的职务，这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策 略地随便用人，无论任用何人没有不失败的。在君主左右的，不是巧辩机智，就是方正廉洁的人。用人就是让他有一定的权势。有机智的人未必有信义，因为他智慧 多，容易被迷惑。智士是有心计的，他就可以凭借权势，去办他个人的急事，君主定会受欺骗。因为智士不可轻信，而用方正廉洁的人，让他处理公事。方正廉洁的 人未必机智，为了方正廉洁而认为他有机智，以愚人之昏昏，处于治理百姓的官职而做他认为该做的事，必定要把公事搞乱。所以说没有策略而用人，用智者，君主 就会受欺骗；用方正廉洁的人，就会把公事搞乱，这就是没有用人策略的祸患。明君的策略是，下人可以议论贵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就一定会受到连坐，要 参验实情，不听有门户之见的言论，所以智者就无法欺诈。按照功劳大小行赏，根据能力大小授官，从细枝末节察看官员过失，有错就问罪，有能力就授予相应的官 职，所以愚者不能任职。于是智者不敢欺诈，愚者不敢独断，就没有过失了。
明察的人才能懂得事理，但不可据此以为官府之令，因为百姓不 都是明察的。有贤才的人才能推行，但不可据此以为官府之法，因为百姓不都是贤才。杨朱、墨翟是天下尽知的明察的人，而千百代之乱他们也无法解决，尽管明察 也不可以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才，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而亡，尽管是贤才却不能做耕战之士。因此，君主所以明察，智士才能尽心用 智；君主所以尊贵，有才干的人才能尽心竭力。而今世上之主，喜昕无用之辩，尊重无功之人，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学得多方面的知识，能言善辩如孔子、 墨子，而孔、墨不耕田，国家得到了什么呢？修行孝道，很少欲求，如曾参、史那样的人，不去作战攻敌，对国家有什么益处？百姓有百姓的私心，君主有君主的 国家利益：不劳作而供养俱备，不做官而名扬四海，这是个人的私利；排除儒家学说而明通法度，堵塞个人的私心，而专心耕战以立功，这是国家利益。推行法令以 引导百姓，而又尊崇儒家学说，百姓遵行法令就有疑心；赏赐有功以鼓励民众，而又尊重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百姓对生产的热情就会松懈。尊重儒家学说使人怀疑法 令，尊重品德修养而不专一于按功行赏，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上朝插腰上的笏板、手持的盾牌和酋矛，敌不过铁锨长矛；与上下尊卑 的礼法周旋，不如半日跑上百里；射箭仪式上射箭不如强弩进发；有备之城和冲车，也敌不住土山穴道的伏击。古人致力于道德，中世角逐于智谋，当今竞争于气 力。古时事少而设备简陋，器械质朴而不精，所以有人推着车，车上放着大蚌壳制作的农具。古时人少而彼此亲近，物产丰富，并不重视财货，彼此推让，所以才有 揖让而传天下的人。然而实行揖让，尊重慈惠而重仁厚，这是推行仁政。处于多事之秋，使用事少时的器械，不是明智者的准备；处于竞争激烈的年代，而要实行揖 让的制度，不是圣人的治国之策。所以智者不乘原始手推车，圣人是不实行揖让之政的。
法令是节制事务的，事务是表现功绩的。法令建立 了，执行却有难点，权衡难点，若把事业办成了就公布；事业成功了如有害，衡量其危害程度，功多于害就执行。没有执行难度的法令，没有危害的功业，天底下没 有那样的事。因此，攻取一座高耸入云的都城，战胜十万精兵，死伤总要占军队之半，铠甲兵器受损，士兵遭受伤亡，然而庆贺战胜得地，是以较小代价换来很大的 利益。洗发时总会掉些头发，除去病灶总会伤及血肉。一个人看到艰辛，就放弃他的事业，是无术之人。古时圣人有句话："圆规用久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 我想改变它，但是没办法。"这是通变权宜的说法。因此有的言论似乎应予肯定，然而缺乏实证；有的言论用词拙劣，却很实用，所以圣人不追求无毛病的言论，而 致力于不可改变一定要做的事情。人们之所以不在衡石上用功夫，并不是由于贞廉而不愿得利，因为石不能想多就多想少就少，衡也不能想轻就轻想重就重，祈求是 办不到的，所以没有人愿在这事上用心思。在明主国家，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贿赂行不通，就是说境内的事都和衡石一样公正公平。这样，臣下有奸邪行为必 然会发现，一旦发现就格杀勿论。因此有道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发现臣下作奸犯科之术。
慈母对于幼子，爱而不能诱导，然而 幼子行为不正就让他跟着老师学，有重病就看医生。不跟老师学就得受刑罚，不看医生就是让他等死。慈母虽爱，也知道爱从用刑和死亡威胁中救助孩子是无益的， 这样还想让孩子活下来，并不是爱能够解决的。子女和母亲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的权衡是策略。母亲不能用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国君怎么能用爱来维持一国的安 定？英明的君主精通于富强之道，就可以得到他的欲求。因此谨慎听政，才是富强之路。彰明法规禁令，详审计谋：法令彰明则内部没有变乱的危害，计谋得当则外 部没有死于强敌的祸患。所以要保全国家，并非仁义。仁爱的人是慈惠轻财的；暴虐之人是心地凶狠而好杀戮的。慈惠就有不忍之心，看轻财货就喜爱施舍；心地狂 暴则憎恶之心显露于臣子，凶狠就会妄杀好人。有不忍之心则刑罚常被从宽赦免；喜爱施舍则赏赐的多是无功之人；有憎恶之心臣下就会恨怨君主，而任意杀人则百 姓就要叛乱。所以仁人在位，臣民就会放纵而轻易犯法，苟且侥幸而怨上；凶暴的人在位，法令混乱而君臣背离，百姓恨怨而生作乱之心。所以说：仁、暴之君，都 是亡国之主。
不准备美食而勉励饥饿之人吃饭，是不能救活饿人的；不铲除野草，播种五谷而鼓励人们借贷，或等待施舍赏赐，不能叫做富民。如今学者说的，都是不务根本而喜欢细枝末节的人，只谈虚伪的恩惠以迎合百姓，这就是劝饭的说法。劝人吃饭而无饭，明主是不会接受的。
著书隐微而弟子就会争辩，法令简略而百姓诉讼争议就大，因此圣人的书一定清楚明白，明主的法令一定详细明确。用尽心思，揣摩得失，智者也是难做到的；无 思无虑，根据他先前的言论考核他事后的功效，就是愚人也容易办到。明主所考虑的是愚昧的人也容易办到的事，不要求智者难以做到的事，因此不必费心劳力，国 家就会得到治理了。
酸甜咸淡，不用口尝而取决于掌膳，厨工就会看轻君主而重视掌膳了。高低清浊，不用耳听而取决于乐正，乐工就会看轻 君主而重视乐正了。治国的是非曲直，不根据策略来决断，而取决于宠人，则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看重宠人了。君主不亲自视听察看而由臣下来裁定，这就成了寄居 国中混吃等死的人了。如果一个人不穿衣不吃饭而不饥不寒又不怕死，那人就没有侍奉君主的心思了。心思不由君主来裁定，臣民就不听使唤了。如今生杀予夺的大 权在大臣手中，而君主的法令很难得以推行。虎豹如若不使用爪牙就和鼷鼠一样没有威严了；万金之家如若不使用他的财富就和门官的地位相等了。有国土的君主， 对喜欢的人不能让他得利，对烦恶的人不能让他受害，想要人们畏己重己，那是不可能的。
人臣随意表示他的欲望叫做侠，人主随意表示他的欲望叫做乱；人臣轻视君主叫做骄，君主轻视臣下叫做暴。同样依理而行，又都符合实际，臣下就会得到美誉，君主就会遭到诽谤。人臣收获越大，君主的损失就越多。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爵位高，官职大；重臣，说的话君主必听而且势大。明主之国，根据功劳大小而决定官吏的调转升迁，核定级别，封赏爵位，所以有贵臣；说话不考虑行事而虚伪者必定诛戮，所以没有重臣。